文学作为一扇开启人类生活的精神之门，在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对女性创作者、女性形象的研究，犹如一把贴近土地记忆、刻录时代年轮并叩问人类生命本质的钥匙。我试图藉此，探寻文学作品透射的光芒，聚焦西北女性的成长轨迹与历史变迁，审视自我，认知人类生理差异与社会变革中不同主体所持的立场与视角，从而打捞那些被文学史所忽略、遗忘乃至湮没的细节，发现生命、理解地域文学。
一
母亲形象作为文学创作中的经典母题，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差异性解析，尚未获得充分关注。这一研究视角的缺失，使我们错失了深入探讨人的主体意识建构过程的重要契机。女性形象的多维度介入，可贴近创作者的自我认知及其所处地域的文化意识形态。张贤亮先生曾提出，爱之于女性，犹如蜜蜂酿蜜，乃是一种周期性的本能行为。因此，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呈现出独特的光彩。例如马缨花、白彦花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爱，闪耀着母性的光辉，成为苦难环境中生命活力与希望的象征。贾平凹先生在《写给母亲》一文中，颂扬了母亲的慈爱、善良、无私与伟大。在西北男性作家的创作中，慈母形象往往承载着规范伦理的正面价值，被神圣化而不可亵渎，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民族共同审美心理。但当温柔而强劲的西北风吹醒了女性文学写作时，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却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向春的《河套平原》、冯秋子的《额嬷》《尖叫的爱情》、杜文娟的《走向珠穆朗玛》《天堂女孩》、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以及南子的《楼兰》等作品，无论是小说、纪实文学还是散文，其中对女性的描写均聚焦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面对生育、爱情等生命体验的生存实践。这些文本呈现出了女性在极端环境中创造意义的生命本能，以及由此焕发出热情、开朗、坚韧且能干的形象特征。对于母亲的描写，作家多侧重描摹母女之间微妙、复杂、充满爱恨纠缠的亲密关系，深入母亲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与内心世界，也多将其视为父权代言人的身份，与之产生冲突。
宁夏女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质与性别自觉，在文学书写中构建起繁复的生命图景，荒原与家园、坚韧与柔韧、孤独与共在、传统与现代，映照出了生命经验的微妙与深厚。
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乐黛云女士认为，女性意识应呈现为社会、自然及文化三个维度的阶段性认知。社会维度指向女性对社会阶级结构中自身所受压迫的觉醒及其反抗；自然维度关乎女性基于生理特质（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独特经验）的自我体认；文化维度则深入以男性为参照系的精神文化场域，审视女性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生存境遇，及其所创造的“边缘文化”与主流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并最终体现为文学创作中的感受方式与叙事策略的区分。在宁夏女作家的笔下，母亲形象除了西北女作家相似的创作特色外，还有一些颇为独特的女性意识，显著的超越意识及颇为成熟的人的主体身份认知特色，使其笔下的母亲形象致力于构建非主流的世界观，笔触更为鲜活锐利，母亲形象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多呈现出复杂的新面貌。这类作品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及世界女性文学中较为多见，呈先锋特色。
二
宁夏女作家作为“西北人”处于中心文化的边缘，同时作为“女性”处于男性文学传统的边缘，这种双重边缘位置则催生了另外一种颇为守成的艺术表达。宁夏另外一些女性作家在塑造母亲形象时，承载了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这些作家对女性身份的认知，往往源于外部社会进步的推动，因而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较多停留在本能层面，表现为对社会规约的自然顺应，并承担婚姻、生育等传统角色。这也导致其作品中的母女间矛盾冲突颇为有限，尤其是在描绘西北乡村母亲的生活境遇时，无论涉及城乡差异抑或留守困境，母亲角色大多未能获得充分的叙事主体性与话语权。
中国古代女性典范形象源深且流长，“列女”“才媛”“闺秀”“巾帼”“女杰”等称谓的变迁折射出了其典范标准的流变，环绕“德”“才”等轴心，承传嬗变。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虽已经脱离古典典范女性时代的书写，但宁夏部分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却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这些特色，其笔下的母亲是合乎礼教标准的贤妻良母。“当第一代妇女写作者们以群体关注的方式书写那些看起来‘无意义’的妇女生活时，……她们用文本书写的方式再现那些妇女生活：小脚妇女、疯女人、闺阁女子、为情感伤怀的太太们，使她们进入历史。” (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以于秀兰为代表的宁夏部分女性作家群体，在家庭与生活的观照中，传递出了母性关怀及爱的情感体验。她在散文中多表达对于故乡及家人的深切眷恋，多描写母亲对生活的包容与理解，而非与之发生的冲突。“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意愿。只要父亲一吩咐，她就会立即去办。我有时回家，觉得母亲那样耐心地操劳，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兰亭心雨》）这是否意味着在乡村社会语境下，母亲这一角色身份，甚至缺乏社会层面的自我认知？
三
中国女性“社会人”身份的觉醒带来了中国女性的话语权力，中国的女性文学“也更富有‘家’性、‘母’性、‘妻’性、温柔的女儿之性，一句话，这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天性。”（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男性思想家提出的女性受教育及做有知识的“国民之母”的要求时，女作家们也开始围绕现时现世的人伦情感进行书写。于秀兰作为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女作家，由于生活环境、文学创作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她描摹的母性及女性情感更侧重于歌颂，多表达对“为母则刚”的赞美。散文集《兰亭心雨》“感念亲友”与“感悟生活”等板块中描写的母亲，总是最辛苦且最具有安全感的女性形象，也是最爱唠叨中展现最美丽特性的形象，她们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散文中，无论是母亲在困厄中对子女的深切守护，还是其作为母亲所给予的安稳依托，皆展现了作者与西北男作家颇为相似的对母性光辉的崇高礼赞。作家在《生活是公正的》一文中写到，“曾在一本格言中读到，幸福是什么？回答：幸福是有事做。我明白了母亲精神好的原因，一辈子她都让自己处在一种忙碌和有事做的状态中。正如有人说，忙得顾不上生病，忙得也顾不上叹息和忧伤。从母亲身上我悟到了健康长寿的真谛。同时，从母亲身上我也真正体会到了，投入什么便会收获什么。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一定会享受到生活那博大而丰厚的回报。相信，生活是公正的”。相对于很多宁夏女作家，于秀兰已拥有了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观察生活中的女性，并坦言注视女性时能从女性身上找到独特的姿韵，对于女性的赞美与表达，从不吝啬辞藻。在其创作谈里，她这样表述，“我一开始写作，是由于我家下放到西吉，当我看到山区那些妇女的艰辛生活时，就想把她们写出来。女性活得确实很难，书写、呼唤对女性的理解和宽容，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责任。女性确实生活在困境中，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很高，她们一般都有多重角色，活得很累，我愿意借自己手中的笔，为女性地位的改善和女性的真正解放贡献点力量”。（《女作家八人谈》）这些看似合理，却又与人物形象创作颇为矛盾的观点，就是地域文学的独特女作家话语，乡土生活中女性的真实境况。
西北的风仍在吹拂黄土地的庄稼，但如今我们学会了在风中辨别更多频率的谱调。荒原中的回响，正以其持久而清晰的节奏，修改着我们聆听世界的方式。长久以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一幅雄浑且气质张扬的图景成为了我们对西北的想象。用新视角、新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另外一种音律，宁夏文学的地域独特性。那些在广泛的创作群体间涌现出的微弱的光，也许就是燎原之势的源头。因此，我想锚定一个方向，寻找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细微的声音。这个方向不是去寻找女性主义主张的性别平等，或建构以女性主体人格为基本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的思想、艺术倾向，而是给“女性”这个指称以独立的身份，展现出其在社会构成、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生存体验，包括情感经验、日常生活经验等方面的独特。同时，我更想从文学研究的多元面向，集合更多领域的女性研究者，从自我视角出发，进行跨界研究。
认知心理学认为“小孩儿照镜子”，从开始对着镜子里的“玩伴”笑，到困惑地说“不”，再到最终笃定地擦掉自己鼻子上的红点，这条路径清晰地描绘了人类心智如何一步步将自身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能反思、能认识自己的主体。它告诉我们，“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生命进程中通过感知、行动和与环境的互动，逐步构建起来的一项复杂认知成就。这一机制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自我发现的叙事前提。我想，透过女性身份寻找的方法，是深入女性创作者的生命经验，体察文学中涌动的情感脉络及其于萌动中迸发的情感来源，母亲形象的描写或许只是其中一隅。
（《宁夏文艺家》2026年第1期12-13版）
（编辑：贾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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