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山海情》里的人物关系说起

扶贫工作，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贫困现状得到大幅度改善。在这种背景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东西对口帮扶的决策与部署，真正意义上让“先富带动后富”，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第一次到宁夏固原考察时指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对联席会议议定的事情要尽快落实，所承诺的事情也要抓紧兑现。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踏上宁夏土地，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是一个大家庭，要携手并进”。

同样掷地有声，同样一诺千金。两段话语，穿越20多年时空，交汇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意味深长。

电视剧《山海情》主要讲述的就是闽宁扶贫的事迹。电视剧开播后，被中年、青年、老年观众追捧，全民刷屏，在豆瓣拿下罕见的9.4高分。

事迹需要由人来书写，本篇就着重从“人”的角度简述一二。

一、扶贫的最大阻碍是人的思想

扶贫绝非易事。印象中，大家对扶贫困难的认识，可能更多局限于客观条件——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寸草不生，或者更进一步，是当地政府不作为、当地政策不到位等，导致扶贫工作难以开展。可实际上，扶贫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可能就是贫困人口本身，贫困闭塞带来的保守短视、消极认命。

《山海情》一开始就切中要害，从贫困思想阻碍自身发展的角度讲起，让人非常触动。比如以李大有为首的移民“逃兵”，不信任政策，没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对于没做过的产业不敢冒险，一遇到困难就消极闹事，而非理智解决问题......在所有这些消极固化思想面前，涌泉村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缺水、风沙、交通、产业单一等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要扶贫，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动员，做大量的沟通工作，所以剧中频繁出现开村民大会现场：动员吊庄、动员种蘑菇、动员外出打工，还有各种类型的闹事现场：孩子出走闹事、没水浇地闹事、蘑菇赔钱闹事，随着矛盾的解决，推动扶贫的精彩故事也由此展开。

二、两代人从冲突到和解

扶贫从根本上是一种改变，不同的人群面对改变的态度也会有不同。闽宁村的扶贫路上，除了保守派，也有以年轻一辈为代表的激进派。故事的开端，两个群体就表现出来了强烈对比：一边是对强制移民的响应，一边是面对发展无望的家乡，表现出突破现状的强烈渴望——瞒住父母，带上五块钱和一袋土豆，谋划多日离家出走。这两群人也构成了两个主线。

年轻人的主题是“出走”，虽然在最初的出走计划中失败了，但后来却都以不同的形式出走。首先尕娃扒火车真正地离家出走，得宝为了寻找尕娃出走新疆，麦苗和水旺先后出走福建打工，水花虽没有离开闽宁镇，但却带着瘫痪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拉车七天七夜主动吊庄，这是一场真正勇气可嘉的出走。

和年轻人不同，老一辈的主题是“观望”。吊庄移民要观望，种蘑菇没看到实际成果要观望，外出打工要观望，让孩子读书也磨磨唧唧。老一辈就是上一部分讲的具有贫困思想的典型。

于是，身为先锋者的年轻人带领着老一辈，一步步拉动扶贫进度。得宝第一个出资建棚种蘑菇，成功赚钱后纷纷效仿，让闽宁镇成为蘑菇种植基地；麦苗第一批报名福建打工，还被评选为优秀代表回乡宣讲，带动更多人外出。这个过程中，年轻人也完成了自身成长，从乳臭未干变成了有为青年，对父辈也有了更深的理解，麦苗与白校长、得宝与马喊水、水旺与李大有，渐渐消除紧张关系最终形成和解。

当然也有特例，在老一辈里，村里的老书记、李大有的父亲，在自己儿子强烈反对下支持政策，站出来率先移民，有着年轻人的心态。而年轻一辈的永福、水花的丈夫，却对水花主动吊庄、种蘑菇等行为进行阻拦，他虽是年轻人，却因为残疾不敢冒险，有着老一辈的心态。

三、帮扶者的三个层次与扶贫关系转变

扶贫，除了扶贫对象外，还有帮扶者。剧中的扶贫者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便是与扶贫对象直接产生联系的扶贫工作者，以马得福、凌教授、陈金山为代表，深入扶贫一线，是扶贫政策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他们在工作中与扶贫对象共进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马得福，既是扶贫工作者，又是扶贫对象，他是双方沟通的关键人物。群众困难时他可以奋不顾身、仗义直言，群众冲动时也能直言相对而不生嫌隙，对团结工作发挥了巨大力量。第二个层次，福建与宁夏两地政府，具体人物代表就是杨书记、吴主任，他们是政策的支持者与反馈者，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政策的落实与呈现方式。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国家是政策的制定者，虽不直接呈现，但整个扶贫环境都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也是最深层次的帮扶者。

这三个层次，相比较而言越往上体现得越少，第一个层面属于重点刻画，第二只在关键节点体现，而第三个层次，则完完全全融入前两个层次中，换句话说，剧中出现的所有扶贫相关的人，都是国家扶贫的代言人，这是藏在剧情背后的主体意志。

帮扶者和扶贫对象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也是变化的。在初始阶段，扶贫对象由于意识的落后性，是被动接受的同时充满紧张的情绪。而随着事情发展，他们的接受度也在慢慢打开，慢慢成长，甚至由被帮扶者变成了贡献者。比如白麦苗等第一批女工，在最初到达福建工厂时，用厂长的话说是“她们进厂就等于完成上级任务”，所以工作不达标也没关系。但是到后来，不仅业务能力拿到全厂先进水平，白麦苗还在厂里发生火灾时一个人挺身而出，为工厂抢救生产物资，行为价值超越全厂员工。她也完成了从被帮扶者到贡献者的转变。

不仅是白麦苗，闽宁镇从贫困的、依靠其他县市浇水灌溉的人，到发展产业拉动周边地市发展，也完成了从被帮扶对象到产业拉动者的转换。

四、从家庭切入编织关系网络

戏内的精彩离不开戏外人的打造。从编剧、语言、角色选择、布景还等各方面，都是正剧品质，且带有浓重的“侯鸿亮孔笙”风格。十多年来，一部部好作品的面世让侯鸿亮、孔笙成为品质好剧的代言人，而他们尤其擅长讲社会变迁。《山海情》所反映的扶贫本质也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变迁。

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最密集展现，是思想、矛盾最容易得到压抑或释放的地方，孔笙导演很擅长以家庭这个微观社会切入，进一步铺开到社会时代。比如《闯关东》，是通过朱开山一家闯关东时的不同遭遇映射东北社会和抗日的时代变迁；《大江大河》也从宋运辉一家的遭遇，去展开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变；即使明面上讲感情的《父母爱情》，其家庭背后也反映出深层次的时代变迁。

《山海情》也继续沿用这一手法，马得福一家便是这个核心家庭。他们一家四口中，既有被扶贫者，又有扶贫工作者，既有老一辈，又有出走的年轻人，另外水花、麦苗两个核心人物，也与家里两兄弟有着感情线，得福感情的失败象征着思想的封闭，得宝感情的成功则象征着开明时代的来临。处处都埋有隐喻。

作品中，帮扶者和被帮扶者，帮扶者中的主动积极者和被动推动者，随着扶贫这场自上而下的行动各自成长，共同成就了上世纪末扶贫工作的样板，“闽宁模式”大放异彩震动全国。直至今日，“闽宁模式”依旧是东西部协作扶贫工作中的一颗明珠，启发了一代代扶贫人，在2020年这个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关口，散发出耀眼光芒。

作者简介：林秀美，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编辑：王嘉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