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刊发时间:
2018-11-01
作者:
白草
《灵与肉》最初拟定为报告文学形式，后来才写成了短篇小说。1980年，张贤亮、冯剑华夫妇受《朔方》编辑部之命，前往宁夏灵武农场采访一对侨眷夫妇严纪彤、王柏龄，二人系五十年代大学生，在培育猪的新品种上做出过贡献，因所谓“海外关系”受到打击和折磨。1978年获准出国探亲。他们的父母都是富有的工程师，在巴西生活，已为他们办好了永久居留证，生活条件优渥，可俩人在巴西只待了十个月便返回宁夏。当问及何以放弃丰厚物质条件而重回偏僻农场，他们质朴地回答说“不习惯”，“和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有割不断的感情”，而且总惦记着他们的科学实验。这句朴素的回答令张贤亮深受感动，但“不习惯”作为一篇报告文学的主基调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便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灵与肉》。原本以他人作为描写对象，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不知不觉间把自己投放进去，于叙事过程中忠实地记录下了作家本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时期的生活和感受”（《牧马人的灵与肉》）。
《灵与肉》原来要写到5万字，为了适合刊物的容量，砍掉了近三分之二，成了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短篇。砍掉的部分基本上是心理分析和理念变化过程。张贤亮后来多次表示懊悔，也曾想着再写一篇作为补救，未果。据张贤亮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研究者高嵩说，《灵与肉》的创作基于“悟性逻辑”，忠于“生命的根”，原来没有“爱国主义”概念。手稿送到编辑部后，是编辑建议他“明确‘爱国主义’的主题”（《张贤亮小说论》）。小说第三节开始大段描写草场、沼泽、芦苇丛、马匹啃草的声音以及大自然的气息等，光影声色共同构成了一幅美景，显示了张贤亮诗、音乐及绘画的综合素养。这些清新优美的文字之后，突然出了一段话：
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它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
一个刚刚遭受过侮辱、感到自己是被全世界抛弃了的人，转眼间突然又发出感慨，觉得生活多么美好云云，在小说节奏和语调上显得相当突兀，与整体不相协调。这句话，应该就是张贤亮接受了编辑建议之后加上去的。
《灵与肉》发表于《朔方》1980年第9期，次年4月，著名老作家丁玲发表评论文章《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从此“爱国主义”就成了小说的标签。
张贤亮想要表达人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是高嵩所说“生命的根”，这比一个单纯的标签阔大得多。张贤亮其实是不满的，直到19年之后，即1989年，他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第四部分第9节至18节，用了9节的篇幅阐释、修改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一个重要情节——那个高贵富有、文雅宽厚的父亲从国外回来，要带自己受苦的儿子出国，小说写道，归国的父亲只是一个幻影，真实情况是张贤亮的父亲不仅没有出国，而且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瘐毙狱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暗示了作家曲折、隐深的心事。据高嵩《儒商张贤亮》记载：
他的父亲张友农3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商学院, 由于被东北沦陷后抗日风潮迭起的形势所感召，毅然辍学归国，为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将军作了英文秘书的一员, 芦沟桥事变后, 由南京携眷迁居重庆。
……
1951年，他随父母由南京迁居北京，那时他已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了。次年，他的父亲由于一桩未被宣布任何确凿理由、也未被宣布任何确凿结论的“案子”瘐毙于看守所。
张贤亮《父子篇》中回忆了他的父亲，尽管早年的印象并不是多么美好，晚年时却经常想到父亲，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只有当父亲死了之后，象征意义上的儿子才会真正成长起来。张贤亮说，他后来发现自己有很多方面越来越像父亲了。从中可看出他对父亲的深沉的爱。那么，大致可以肯定，在虚构性的文本中，父亲那么富贵、体面地再度返回祖国，正是对父亲事实上悲惨结局的告慰，是作家的一次心祭。
小说中许灵均、李秀芝始于凄凉、终于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有人赞扬张贤亮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写得最好，张贤亮苦笑着说，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是见不到女性的，39岁之前他纯洁得像个天使，43岁之前他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性接触，他才大胆想象任何一个美丽的女性。许灵均与李秀芝婚恋的美满，亦可视为对张贤亮本人实际经历过的挫折的一种补偿和替代。张贤亮至少两次提及，1972年，他所在的农场就来了不少如李秀芝一样的四川姑娘，他也差点和一个“秀芝”结婚，只因差了100元钱，支付不起对方来宁夏的旅费，好事未成。
《灵与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轻轻推开它的一扇窗户，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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