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彭阳看到些什么 ——2018年《彭阳文学》小说简评

先看这些小说。

王秀玲的《牙客》实际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集市的一个较为全景式的描写了。这篇小说所写出的场域及人情风物，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我就在她小说中提到了的一个有乡集的村里长大。普遍意义上的“牙客”，在彭阳，他是指那些在乡间生活的“毒舌男”，而非王秀玲小说中的特指的、曾活跃于乡村集市牛羊牲畜市场的“黑交易（员）”，（这个“黑”是因有一段时间里市场内的交易员曾经由市管会指定或任命过，好像并不成功），是的，如果私下公认说某个乡村中年男是个“牙客”，是差不多能够有歪理斜说一般人说不过的口才的“毒舌男”，每当有人私底里提到说“那是个‘牙客’”定会带有深深的厌恶和鄙夷的贬义口气的。相当于说村里或村外某个女人飞扬跋扈“直是个‘歪’”（决不直说成“泼妇”的，这是我们乡村的一种伦理，尤其对女性，你能感到大家口中的这种“分寸”感）。小说中的“牙客”并无丝毫的贬义，“他”就是乡村牛羊牲畜市场上的“土交易员”。作者化用了这个普遍的称谓，把我们日常经验所掌握的词义加以活用幻化，达到一种外部人们所感受和理会的“艺术的真实”。这很好。小说其实写的是这个“牙客”的命运。王秀玲这篇小说时段的乡村集市（日），实际是它最繁茂鼎盛的时期，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等等成语形容也都不为过。那这个（这个样子的）“牙客”石头爷就是赶集人当中成人们一个化身或代表，而“我”（乡村少女）和“山畔表叔的儿子”（乡村少年）就是赶集（其实我们方言叫跟集）人里童（少年）眼看热闹（世事繁华）的代表。于是“大人”与“小孩儿”就在此集市上或集日里对接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小说才不是王秀玲笔下的风景画动物画呢，而是她的以人物为主的乡间风俗画。小说中有写到因集市的改造改建，被临时了的牛羊牲畜市场的边缘化及冷清。比如：

石头爷凑过去，狗蹲子蹲在老头对面，看那双青筋爆满的粗糙双手娴熟地编牲口笼嘴。看了一会儿，石头爷感叹说：“咱这营生看样子是一年不如一年啊，可惜了您老一手好手艺。”

……老头吸了一口，吐出烟雾时回头看了一眼临时牲口交易市场，又向着轰隆隆的推土机望了一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可惜了你一副好牙口（口才）。”老头顿了顿，吞了一口烟又问：“你今儿咋来这么早？”

从此聪明的读者可看出，她笔下现时的这鼎盛时期的乡村集市（日），从这个牛羊市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景象上感受，它已开始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如今事实就是，曾经多么人声鼎沸的村集已然繁华不再），“牙客”们如石头爷的命运将向何处去呢？

但事实上是，“牙客”在此次集日上，撮成了一对好姻缘，“我”及“山畔表叔的儿子”一起去买梨瓜吃，这个情节王秀玲描写得的特别美好。这其实是个娃娃相亲会。之所以说“吃瓜”，在我理解，是说我们就是瓜（傻）娃娃，在大人眼皮子底下，我们小孩就是个“吃瓜的”（相当于如今流行语里的“吃瓜群众”）。那么，我们就陡然发现，石头爷“牙客”身份便得到了奇妙的转化，他由牛羊牲畜的“土交易员”变成了成人间最好事的说媒人（媒婆婆）。王秀玲在小说结尾写道：

金灿灿的夏日夕阳金粉般洒下来，像是给大地穿上了一件华丽的晚装。石头爷倒背着手走在我前面，手里提着那副麻花收口的笼嘴，随着他走路的节奏左右摇摆。走着走着，石头爷哼哼唱起来：“翻一道沟，过一座梁，走到婆家看家当，女婿碎着呢，家里穷着呢，人品可好着呢——”

这个结尾，我看到了王秀玲写完这个小说的满意甚至是一种得意——它其实是“牙客”们或一个职业身份在整个时代变迁过程中终于顺利完成了转化，而当事人物应有的一种奇异的幸福感（或一点成就感了）。是的，“我”和“山畔表叔的儿子”（这些初涉人世的孩子们）的美好的、崭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启）；“牙客”们（譬如石头爷）也行将完成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而人生并未自此谢幕）。

苏炳鹏的《人在天涯》以一个闲居出租屋的年轻已婚女性的视角，体察到了进城务工（草根）女性们的生命状态。“我”慕鱼鱼的“疗养式”心态，隔壁女孩杨蓉这个未婚女孩子的“角色无力”感，及城里女性——房东的女儿英子某天的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那是一个周末的早晨，慕鱼鱼和杨蓉散步回来。迎面碰上正给房东老太太提水的英子，英子劈头就问：“怎么是你俩在一起，我从那边过来还以为是蓉蓉和对象呢？”

这是平常的一句话，可慕鱼鱼看到杨蓉的脸色瞬间变紫，像是被人突然揭穿了一个秘密一样，脖子的喉结增大了，张了好半天嘴却没说出话。慕鱼鱼急忙打岔：“怎么，我这个对象不行呀，我俩在外一样有回头率。”

小说中人物英子在这里关于“对象”这一句话，却一针见血，使一切（譬如“我”与杨蓉乡村本真式的友谊，譬如三个女人曾经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儿）产生了无以为继似的裂痕。说到底，苏炳鹏写的是作为这些在城里（或城郊）的租房人的痛切的边缘感知漂泊感，是一种“局外人”的深切感受。那些曾经的乡村式的纯真朴实的东西在她们内心似还在，但城里的、现代文明的生活，已会将她们的现实生活面皮揭去或内心撕裂。“我”也对“那个帅哥”“有想法”，何况更为年轻的女孩儿杨蓉。杨蓉的“真实身份”由此彻底暴露：

她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她是想问问杨蓉，昨天去哪里了，又觉得是人家的隐私，就顺口说：“都几点了，还不睡？”

两个人躺在床上，慕鱼鱼均匀地呼吸，可杨蓉一直辗转反侧。看着杨蓉这样折腾，慕鱼鱼问她：“为什么不睡？”

杨蓉没有吭声。

“是男朋友吗？”

还是没有声音。慕鱼鱼就不再问了。

窗外的月光很亮，从窗帘的缝隙里照射进来，屋子里能够清晰地看见各种物件的摆设。当时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夏小虎每一件都十分用心，他是个在生活上一点马虎都不留的人。当时反而是慕鱼鱼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现在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西北的男人都有点大男子主义，能找到夏小虎这样的人，证明老天对她还是有所眷顾的。

杨蓉抽搐着，虽然是轻微的，但慕鱼鱼还是感觉到了。

“为了什么事？”慕鱼鱼用手摸了一下杨蓉的脸，感觉她整个头都被泪水打湿了。

“他被女朋友抛弃了！”

“谁？”

好半天没有动静。慕鱼鱼知道小姑娘睡着了。这是个睡不着也能轻易睡着的年龄。可她却一点都睡不着，感觉屋外的月亮离她非常非常得近。她该说些什么，给这个不眠的夜晚。她能猜到什么，她又能猜到些什么呢？人就得这样走着，该哭的时候就哭吧，哭完好好地睡上一觉，天就亮了。

是的，未婚务工少女杨蓉，她就是个“备胎”，就是个“小三” 。那么谁又不是呢？如此而已。

韩海霞（白马）的《在尘埃里的舞蹈》写一个民国时期乡村地主（“我”爷爷）及其家庭的稗史，有大刀剁肉的语言之刀，却不乏锐利。里面无独有偶地也写到了乡集（当然与王秀玲写的集市（日）的年代已然不同），她更写到所能想象得到的这个地主与长工的关系及符合他身份定位的日常生活。首先我觉得韩海霞笔下这个乡间人物的那种有关对粮食的热爱及那喜欢点小赌喝点小酒哼点小戏的嗜好，是把那个年代“地主”这个词很体恤地给诠释了。嗯，“他”（“我”那还算壮年的地主爷爷）当不属于那种“恶霸”、“豪强”那种意义上的地主。

小说当中有两处尴尬场景她写得非常传神。一个是在外读书追求进步的儿子（“我”父亲）的长期不理不踩媳妇（“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仁三媳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众场合，趴上“我”地主爷爷（“她”公爹）的大腿上说：“大，我要男人呢！”，且连说三遍不止。

我爷爷心情大好，烫好的黄酒配了狗肉不知不觉里喝了许多。

突然，老哥们几个不动筷子了。眼前来了一个高头大骡子，骡子上极艳的一个年轻妇人轻巧跃下，就势跪下抱住了我爷爷的腿。那时我爷爷正翘着二郎腿，背靠椅子，微微眯了眼微笑。年轻妇人的胸正好抵着他的脚，脸贴着他的大腿，双手死死抱了他的腰。妇人的脸很白，擦了胭脂，嘴涂的殷红，大声尖利地喊叫。喊叫着什么，我爷爷睁开眼，耳朵一片哇哇响，半天没有回过神。他只看到贴的这样近的一张白脸红口。女性的温软透过脚尖攀上腿，绕过腹，漫过心，直逼头来。韭菜味的口气攀上他的脸，脂粉的香味，衣服接触的窸窸窣窣，鲜红的唇，洁白的齿，柔软的舌，还有，还有天罗地网一样的年轻女人的味道，整个春天一样的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他的五脏六腑，三魂六魄，心神头脑。他听不见，动弹不得，老迈的身躯承受不住如此的冲击，迷茫地看着眼前这个如此近又如此遥远的女人，任她撕扯，紧抱，摇晃……他的身体，灵魂纷纷碎了，凋零了，随风扬起……

恍如，回到了在山中牧羊的时光，那么宁静，那么安稳，天上的云悄悄飘过，鸟儿在高远的天上展翅，山自岿然，长河不息，风轻轻来，悠悠去……

“这媳妇子，你这是干啥！”

“岂有此理……”

“伤风败俗……”

……

“哎呦呦，不得了了，媳妇子把老公公一抱子抱喽……”

……

后来他的耳朵里摇晃着这样时远时近的声音，他的眼睛里放映着许多的人，水一样围拢，三角的，丹凤的，铜铃的，枣核的，杏仁的……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眼睛睽睽注视，红绿的颜色飘走了，骡子不见了。一个男人，他是认识的。冷漠地，不露神色地瞥向他，退出去，远了，远了，又回头看着他——那是他的亲家，三儿子的丈人：齐天胜。

年轻妇人撕扯着，嚎叫着，扬起血红的大襟镶黑边的绸衫，黑边上一朵朵并蒂莲缠绕，疯长。葱绿的裤子，宝蓝的裹腿布细密匀称紧扎裤脚。一双桃红绣花小鞋沾了尘土，那么可怜，那么娇小，那么令人心荡神摇。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他给儿子挑选媳妇，脚是第一标准——要小，虽然小脚已经过时多年。

我爷爷瘫坐在地上，几个朋友忙成了一团，灌水，捶背，掐他的人中。戏楼的上空，一张女人的脸，月亮一样悬挂。天炫目，黄晕，旋转。天，是要塌了吗？地，是要陷了吗？“轰隆”一声，眼前只有漆黑，尘世一片寂寥。他仿佛被人搁置在了无声无息的世界里，他欢喜这样的感觉，他想睡一会儿，哪怕眯一小会儿也成。

哦，他是要睡了，要沉没了。

“大，我要男人呢！”

谁要男人呢，谁要？

这声音清晰，太清晰，响雷一样。

“大，我要男人呢！”

“大，我要男人呢！”

“大，我要男人呢！”

……

不断地，重复地，这廉耻丧尽的声音，一旦出口，响彻天地世间，响彻爷爷的整个生命。这声音使他无法睡，无法沉没，他恐惧极了这尖利的母猫叫春一般的声音。

爷爷被人抬上木板的时候，地上一滩湿泥——他失禁了。

“我”的“压力山大”的地主爷爷就这样死去了。

第二个场景还是“我”父亲的这位第一任的妻子（仁三媳妇）的故事，在饥饿年代（这时他们应被称作“地主分子”或“地主婆”了吧）为跟本家侄媳争夺原是自己偷下的并藏在半路一处的集体的豆子，她们婆媳之间的一场“撕逼”大战。双方撒泼使歪到何种程度呢？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仁三媳妇耐不住饥饿，去地里偷豆子。偷了许多，却无法带走，藏在田垄边一个洪水侵蚀的洞里。第二日偷偷去拿，本家的一个侄儿媳妇却背了所有的豆子准备回家。两人争执起来，也是饿昏头了，先是祖宗八代相互讨骂，两人做过没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都被携带出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大打出手，两人头上的髻都散了，脸也破了，血顺着脸颊流淌。在撕扯扭打，谩骂里仁三媳妇的裤带断了，大裆的裤子顺着大腿掉下来——白花花的下体在青天白日里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女人们惊叫，男人们别过了脸。父亲的妻子傻了，提起裤子飞了。

这个行文中的人物逃跑动作“飞了”，传神地预告了该“仁三媳妇”用断了的裤带自尽的最终归命。

这恰好是两个不忍其辱不堪负羞的桥段（或作者的人设），在韩海霞写来，有种舞台大剧的不凡效力，从而大大提升了此类小说重要的“可看之处”。

徐天喜的小小说《猎物》写得惊心动魄，有种我们先前“西部小说”那种铁血柔情的余韵，写出了我们乡野流传的，如若一个人“你干什么事（往往是不那么仁意或光明正大的职业）必将命丧在这个之上”的一种宿命。

以上几个小说，都是比较优秀之作，可以说是2018年《彭阳文学》上彭阳人写小说的新收获。相对来讲，其它小说篇目，文本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之处的。

如姬莉红的《礼物》、韩忠烈的《你的镜头里没有我》和刘莉萍《桃花依旧》，都是女性作者写日常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当中日渐要被淹没了的觉醒或价值再认定。在姬莉红想来，她们应如她小说中的主人公方蕊蕊那般“轻逸在明白和糊涂当中”去继续过；或者如小姨（方蕊蕊的小姨）从日渐枯槁的夫妻店中解脱（离婚）出来，常去看个中医，让他给自己把把脉“望闻问切”一番，也不失于一种“本角色”的“找到”。韩忠烈所写到的那个老在摄影高手的丈夫的镜头里找不到自己满意形象的女人，在丈夫的角色突然归位后，是有些“青年夫妻老来（中年）伴”的感叹和祝福在叙事结尾隐藏和流露。刘丽萍的笔下，这个女性，“她”选择的是奋力冲出的一种努力，“她”要“自我拯救”，而非“坐以待毙”，那这个小说的题目《桃花依旧》其实就是“依然相信爱情”的意思了。

但姬莉红语言过于轻松，使得这个小说叙事份量大打折扣。韩忠烈和刘莉萍行文当中怨气过重，是由于文字把控能力不足之故。

张治乾的中篇《暮色》写一个官员（平民市长）的退休生活，写他如何老有所为，跟另两个老伙计去疙瘩梁“再创业”的故事。故事架构不错。祁伟成的《东山碑》由一座红军坟引出延久这个人物三十九岁短暂而激荡的一生的故事，属于红色革命题材。它之中有些情节、场景的描写，有我们常见这类影视剧的镜头感。但作为小说作品，作为“正面强攻”式的一种小说写法来讲，由于作者生活经验、调查或掌握的史（资）料所限，或更大程度上由于作者小说叙事技法的不够成熟，使得中篇小说很容易被当成一篇报告文学，而因短篇小说里的时间跨度过大，叙述节奏过快的原因，而让其流于一种教科书式的宣传或讲解手册。

尽管安文彩的小小说《舞伴》让人看到了人世的善良和美好；何必的小小说《送礼》写到一种日常生活悖论且故事结尾有“事情并未这么轻易结束”的反讽意味；牛德生的《看家》敏锐捕捉到了本土相亲中女方来看家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环节来写，小说也写出了一种乡村的（或民间的）智慧与幽默。但很明显的，我们能觉出作者们的小说笔法的某种窘迫感（我们方言叫持肘的），使文本呈现并不尽如人意。

其它如虎会福的《蜂王》刘喜臣的《天路白鸽》，如果修改规范成一篇散文或一章散文诗，去除它的刻意的小说腔，反而会是好的文字，而不应被当做小说（修改后）来归类为宜。另外张岳的《栓子表哥和他的皮鞋》杨治宏的《喊狼人》及朱江龙的《雪地里的麦子（节选）》，表述方式明显过时或陈旧，平、闷、生、漠，如果不考虑当代人的语感和审美意趣，这样再写下去，实在是在与当下读者的阅读耐力审美意趣相抗衡和相抵的了。

总之，作为一个职业阅读者或曾经的杂志社小说编辑，我以我的角度考量，自然带有正式发表的“在线上”或“在线下”的尺度。除上述提到当中有三四篇小说“在线上”而外，其余各篇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余地还很大。

首要的是这些作品都呈现出了彭阳作家（彭阳人）的真诚（用苏炳鹏小说中的原话叫“实诚”）和善良。无一例外的，在这些小说文字中，“生活是美好”的，或“我依然心存美好”是它们的共有底色。也确实没有写“仇恨”（至大就是个“闺怨”），也确实没有追求感官刺激的媚俗和娱乐化，这点比较难能可贵。但我们也不能永远“小国寡民”样子的而缺少写作的野心，而自觉到把小说写成先进人物材料那样的，那不是真正的小说。“小说小说，小处之说”，特别是对于短篇小说创作来讲，那更是考验一个作家小说技法成熟与否的最好文体。比如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一个情节，一个这样的“生活的横截面”，我们写完满写丰盈了没有？

我们这些作品更多文字上的问题，集中说有大概这么几点：语言缺少严格训练和锤炼（修炼），除个别人的个别篇什之外，小说语言还谈不上有创造性，特别是有几个小说的语言句式大多还都打不破个“主谓宾”的规整和程式化；成语和形容词满篇乱飞，严重影响小说叙事的文学质地；人称、视角较为混乱且十分明显；开头绕而大，无法及时切入小说的正常叙事中，而结尾，不约而同地都写成一种“美好的”“温暖的”“感动的”“祝福的”光明，难免给人以过于同质化的阅读感受而一点都“读不过瘾”。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2018年收获了这些彭阳人写的彭阳小说，尽管水平不一，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小说（文学）方面的天分和灵气（有些确实有着他的过人之处），且有些思考也不乏深层次的。因而我们本土作家与外界的差距不是我们“文心不在”，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或缺的，是一篇一篇一部一部地将小说写将出来，给自己定一个写作的工程来干；抑或给自己建一间足夠大的阅读大厦，里面不光有我们的语文课本，而且有中外名著，经史子集，各艺术各社科的百科全书……那样就不再有单凭“一篇文章打天下”的自持才高了的嫌疑，比如说，为上个“彭阳小说小辑”或“专号”，便翻出多年前（或许久前）写的、或连夜重操旧业花几个小时赶出个“小说”来自我打发的这种不可和被动。

在此希望能看到他（我）们更好更多的新小说。

                                   （编辑：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