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小说《九案》读后感

岁末年初，文学圈里纷纷转发荣登2019年第一期各文学杂志文友们的消息。其中就有石舒清这篇《九案》，它登在《十月》2019年第一期短篇小说打头的位置。除此之外，目录上篇名题字栏也署着石舒清的名字。宁夏文学圈公认的小说好字又好的两位；一位是石舒清，另一位是陈继明。我微信石舒清索要原稿。多年来我自认为是他的“铁粉”，也总能在他东西还没有发表出来之前便得以先睹为快。急着要他的原稿，是因为他的小说好看，每一次阅读都不失望，他小说好看的同时亦令人深思。当然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短，注重以少见多，非常克制。近年在“微信”的冲击下，我对于又厚又重的长篇大论也生出了畏难情绪，自然偏向了好看的短篇小说。好了，闲话打住，说说《九案》吧。顾名思义，“九案”就是关于九个案件的故事，且多发生在清代、民国时期。容我先把前三个故事笼统地概括一下，以便尽可能说清楚《九案》带给我的一些思绪。

第一个案子《喜姐》，发生在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故事说一个常遭家暴及恶婆婆虐待的小媳妇，她的娘家妈、外婆等人找了个机会，将她婆婆美美地收拾了一顿，出了口恶气。可是并没有参与打人的小媳妇的亲爹却因此事忧虑过重投水而死。导致打人事件最终发酵成死人告官的恶性事件。

第二个案子《张何氏》，讲得是发生在民国1940-1942年间，一个刚死了丈夫名叫张何氏的颇有几分姿色的小寡妇，她遭遇了两个男人的明争暗抢，最终导致两个男人都坐了牢，其中一个还搭上了亲弟弟一条命的故事。禁在牢里的两个男人都给小寡妇带来了信，都说让她死心踏地等着自己，刑期一满立刻就来找她。故事最后，张何氏大着肚子，晒着暖洋洋的太阳与别人说说笑笑，手里纳着一双不知属于谁的鞋底。

第三个案子《剃头匠》，两个小手艺人看到墙上的“通缉令”，既慨叹着罪犯的命运，又觉得“凶杀”之事离自己的现实生活很遥远。他俩坚信，人只要规规矩矩恪守本分，就不会惹祸上身。却不成想，就在剃头匠的小店里，因为参与了几句闲话，他俩均遭遇了杀身之祸。

总之排列下去，就是这样九个从旧时光里扒出来的老故事。评论家白草在一篇小文中说过，石舒清的写作由清新、单纯到深厚、丰富。我只认同“深厚、丰富”，对于石舒清清新、单纯的小说我觉得几乎不存在，就算他2000年以后写得《凉咖啡》，《小米媳妇》，包括最近被第五代导演刘苗苗改编的电影《红花绿叶》（原作名《表弟》）等等，都不属于清新单纯之作，其中每一篇都意蕴幽深，滋味杂多。但是寻求变化却一直贯穿在他的写作中，比如他的随笔、日记、诗歌等形式上的多样，内容的变化等等都非常明显。石舒清早期（二三十岁时）的一批“西海固”作品以凌峻、悲悯、昂扬的姿态面世之后，他其实就开始了另寻“他途”的探索，对于史料的收集及阅读自然也成了他探索的另一条荆棘小路。这其间他写的《公冶长》《凌伯讲的故事》等，直至新出的《九案》，都可归为他探索的一路足迹。

《九案》的出处是史料，是石舒清从已经泛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扒出来的故事。我似乎看见，他像一个考古学家，拿着放大镜，小心翼翼拎起一串积垢蒙尘的“物件”，反复观摩，审度不定，斟酌三四，弃之难舍。他将选出来的东西轻轻拍打掉尘垢，里面果然发出光来，光也是幽微之光，微光中细小的尘土飞扬，与人世间的尘土飞扬并无二致。我相信石舒清一定意识到他找到了宝，便一股作气扒出了这九个“木乃伊”。当然这还不算完，玉是璞玉，尚需雕琢，且需精雕细琢方为好玉。于是石舒清以他自己一贯“吝啬”的语言，节制的笔墨，一个个写就了它们。使得《九案》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死而复活，没错，除了故事里的时间处在过去，各类人等的衣着、发型、语言不同外，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悲喜剧，不是一代又一代地重演着么？不是到了今天这个智能化时代依然并不鲜见么？因此，我以为石舒清赋予史料新的意义，使那些早都被人们遗忘的“旧歌”以新唱的方式重新呈现。实话实说，我在阅读《九案》的过程中，比读他以往的小说更多了“惊心动魄”的体验，评论家白草在他那篇文章里还说过，石舒清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之后，有人问他是不是文坛又出了一个同名的石舒清，因为他觉得不像是他所认识的石舒清的风格了。其实在《九案》这篇小说里，如果熟悉石舒清小说的人就会看到，故事的讲述，还是他一贯的口吻，他的语气，他对故事要害的拿捏之准、举重若轻等仍然还是他的风格。我看出来石舒清从未想要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想要改变的只是叙述的目标。是啊，西海固写得够好够多了，作家的眼光可以涉猎更广泛更深大，只要他瞄得准可写之物，只要可写的事物蛊惑着他写出来就可以。世界上不乏一生只写自己邮票大的家乡的作家。当然选择在自己，石舒清如果一直写西海固，（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我觉得他也是可以做到取之不尽的，因为“家乡”写着写着，就有可能变成了背景，变成了某种与生俱来难以两分的“概念”。比如这篇《九案》，它完全可以是西海固的，作者可以在故事开头就声明，这些案件都曾发生在西海固。读者一定是相信的，相信这位做家笔下鲜活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就是出自作家的家乡，不然他怎么会讲得那么身临其境如同亲历呢？但石舒清坦言故事出自史料，他只不过转述一遍罢了。作为还算了解他作品的我来说，深知他看似轻松的“转述”实质来自他相当的文学功底。不要说写，仅仅是发现，从众多史料中淘出这些“宝”来也非独具慧眼不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集《罗生门》（由电影大师黑泽明改编成电影《罗生门》。直到现在它都是日本电影史上声誉卓著的电影之一，在日本影响深远，在其他国家不断被重映，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其实黑泽明在拍电影《罗生门》时只用了小说《罗生门》的题目和那没完没了下着雨的天气。电影里的故事却多用了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小说《莽丛中》的情节。莽丛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主要涉案人及目击证人一个一个出来述说案情，说的都是同一事件，却又各个不同，谬以千里。看这部电影已有十多年了，但其中一个镜头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那是一个蓬头垢面发着呆的男子，他自语道：仅仅是因为刮来了一阵风……

是啊，“仅仅是因为刮来了一阵风”。这是多么有意味儿的一句话啊，一阵轻风掀起了一个姑娘的面纱，导致平静的一切被打破打乱，使得所有人的命运随之改变。《九案》这部小说，几乎每一个案件皆是“仅仅因为刮来了一阵风而”招至了人物命运之骤变，皆是因生之险象和难测使得人命微如草芥。《九案》中另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地方是，故事里的各色人等：小手艺人、盗匪、行刑者、小店老板、身陷囹圄者、小商贩……尽管都是乱世求生，但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还恪守着一份义礼: 你不伤我，我不犯你；我欠了你的，必归还你。正因为他们讲义气，富礼仪，因此当这些小人物们触犯律令被缉拿归案乃至被处以死刑时，就使人无不扼腕嗟叹，深有同情。

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样，面对海量资料，亦须择其优者而用之。石舒清从大摞的史料中择出良品写成这样的小说，我想那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那个写作过程也不比他以往写作来得更轻松自在，因为他的身体原因（数年前做过心脏手术），他对过于激烈的事物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一次我从外地带回几本书让他选两本，他脱口就说道，尼采的诗集他不敢看。）对于“血腥场面”他更是如避瘟疫。可这部《九案》，却深险莫测，血光剑影，时时提心吊胆，处处悬崖绝壁，足见他只要是面对了他的小说，三魔四怪皆不在话下。汪曾祺谈创作时说过，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他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曾说，对于兵士和农民，沈先生是“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我想，石舒清写出了如此惊悚的小说《九案》，就是因为他对他找到的这些“人物”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吧。

2019.1.21

（编辑：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