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而智性的文字 - 评郎伟论著《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

来源:

   

刊发时间:

2018-04-22

   

作者:

武淑莲

郎伟说“我写批评文章,追求的是“透露着深刻和睿智的‘简洁明快’”。他关注的宁夏作家作品粗略统计,不下百十名,这些文字都是在阅读作品之后,思考提炼的结果。没有大量的阅读过程是不可能有这些优美而智性的评论文字的。他的评论文字语言风格独特而明显,整体的特点是:智性、优雅、风趣。这“智性”,最深的积淀当然是他硬实的学养所致。他不嗜烟酒,不善热闹的人际圈子,定然以坚定而冷静地思考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底气。他的文字的另一特点是“”优雅”。“雅”是“俗”的反义。他的文字,标题、内容、结尾,一读就有一种明显的感受,这些文字是经过他思索、斟酌、认真打磨的文字。他的文字干净,简洁明了,没有艰难、晦涩的理论思想和文字,让人一看就明白,就理解,用不着倒回来再读一遍,揣摩这是什么意思。研究理论的人,用理论再来剖析作品的人,大都掌握了不少高深可怕的理论,但是郎教授的评论文学,既在理论的高处,亦在表达的平处。有人说他的书,是可以当作教科书来读的。如果教科书的文字能写得如此通达易懂且美感十足,那定然会让不少学子受益。这“雅”是他的文字,也是他的为人。他说过他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要做“淑女”,不能毛毛糙糙的。颇类似于杨澜讲的:女孩子一定要精致,精致是女人的尊严,因为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普通的外表发现你优秀的内在。郎伟教授的文字也不落“俗”套。平实之中,雅言、雅行、理性、节制,确是“文如其人”。郎教授还有一个特点是“风趣”。他的语言风趣幽默。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刻板理论,也不是冷傲的远离生活之气。他的文字讲究美感、轻松,不是掉书袋的“古板”,而是化用、活用以后的平实。他的评论文字不会让人感到有股沉闷之气。

   

《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这部评论著作,分为宁夏文学创作的综论、作家群体研究、小说作品研究和散文作品研究。时间跨度二十年,应该说一直是一个跟踪研究者的状态。这种劲头,这种痴情真的可以用时间来说明,“时间就是最长情的陪伴”。而且在跟踪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作家其实是一些小有名气,甚至是没有任何名气的作家。直到今天,宁夏文学作家走出宁夏,走向全国,并斩获了“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提名奖等全国大奖,宁夏文学在全国成为一张“宁夏名片”,郎伟教授的评价无疑是最大的推动者,热情的鼓与呼者。这部著作从宏观到微观,从有名到无名,一百多名作家作品是郎教授的笔,把他们带到了全国文坛上,带进了宁夏高校的文学课堂上,成了学生们毕业论文的选题,成为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成为了宁夏及全国社科项目的选题及研究对象。在宁夏的文学评论家队伍中,这部著作中涉及的作家作品之数量,应为众多研究者关注之“最”。现就这部著作的特点分析如下。

1、严谨、适度、高度。郎伟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宁夏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西部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原来还是一片空白。是郎教授的《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宁军”》、《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写作困扰》、、、、、、等等一系列有建树的评论,以及在全国性的大刊如《文艺理论与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上的影响,才使宁夏文学,宁夏文学“三棵树”等等提法,被全国文坛、文学界普遍接受、认可。但他的评论文字并没有局限于宁夏文学,而是以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及文学的背景审视研究偏居一隅的宁夏文学。宁夏文学有了参照物,也有了自己的坐标和方向。他严谨的评论态度,适度的评论尺度,既提升着作家们创作的高度,又尖锐地批评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对城市主题的拒斥,对人性深度开掘不够,对现实的思索与关注不够,对经典的熟读与消化不够等等。总体上,他对许多作家个人的评论尽可能发现作品的闪光之处。同时对一个作家持续关注,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不同。如对石舒清,从“有味道”的石舒清上升到了“石舒清的意义”。对张学东、李进祥等从个案的分析到对创作倾向、创作突围的评论,能够看出对作家的要求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他觉得一个作家的后劲、创新,在完成起初的惊喜之后更应该是一个沉淀、开阔和升华的过程。作家在现实的开掘上,不仅需要创新,也需要经典的滋养和内心里孤独的思索和坚守。他对个人是提携的,是热情关注的。对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及存在的问题是毫不留情的。在深度和广度上致力于批评和指正。在很多讲堂上,在很多研讨会上,在很多首发仪式上,在文学界的理论培训班上,他都是一个严苛的批评家。批评家的责任不仅是对作品的评论和鉴赏,更多的是指正和理论的总结。郎伟教授恪守一名学者的严谨,以专业的态度,执着的热情,适度地把握,给予宁夏文学一份深情而特别的关注,使得宁夏文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大增强。

2、语言优美简朴。郎伟教授的这部著作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他的文风简朴,语言表达优美,语言准确明晰。散发着独有的汉语言魅力。读他的评论,几乎都是文学性很强或是很有诗意的标题,而且几乎都有正标题和副标题。正标题是文学化的标题,很诗性的概括他要评论作品的特色。这一方面是他文学的才华和高超的概括与提炼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他认真对待,认真打磨,斟酌文字的态度和学者风范。一部偏重于理论的评论著作,能有如此顺畅的阅读美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字表达的美感与清晰。他的语言与表达有着他独有的个人风格。读他的评论,就好比聆听他的讲课,就像他平时的谈话,甚至就像他在“公干”时的说话语气。平实而优美的语言是他的个人风格,也是他评论文章的魅力之一。现代汉语言的“简朴”,加上他的学者化准确、严谨、文人范儿的雅致,成就了他的评论文章“语言优美”的特色。因此他的评论文章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去品读鉴赏。

3、传统的学理依据。郎伟教授的评论大多的学理依据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与理论,尤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和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传统很熟悉。西方文学思潮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在他只是一个参考,或是评论分析时对比的背景。因此他的批评风格是中国式话语,并没有中国评论界“失语”式的西方流行批评方法。这里原因有二。一是宁夏作家的创作现实使然。如他说“宁夏文学百分之九十是乡土或为乡土唱恋歌的”,]少有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经验。尝试西方小说擅长的心理分析象征性和写意性的作家,只有陈继明、查舜、张学东、李世祥等几个不多的作家。二是郎伟教授的批评话语、批评风格都是各科知识和信息内化了的原创或是创造性批评。即使是大家都熟悉的文学知识或文学思潮,也是他创造性的独特的表达。可以说他的批评风格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理论内勾外联,内容表达准确,语言优美流畅。形成了批评风格上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感觉他的知识谱系博杂、传统,他对文本的快意解读,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理论的诸多元素都隐含在文字里,形成了理论与诗意的融合。这种方式是中国话语、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比如在评论查舜长篇小说《青春绝版》时写道:事实上,在小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听性”和“可读性”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文体特点,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直接来源于市民云集的“说书场”,就再好不过的证明了小说与大众的亲和力。简言之,小说是一种因为拥有好故事而吸引读者,从而最具大众性的文体”。接着又举例,现代学者梁实秋在一篇题为《现代小说》的文章中说:“一般民众之所以要读小说,是因为要读故事。故事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小说里,故事是唯一的骨干,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如此宽泛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古今中外名家名典阅读背景,决定了他的评论不刻意“掉书袋”,用典故嫁接西方流行话语及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传统文论及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依据出发,真切适度地评价,把握作家作品;真切地“以我手写我心”,客观而扎实的评论显示了一个批评者的诚恳和智慧。

 4、评论家的生存状态。郎伟教授的论著名为“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猛一看,这是一个对宁夏作家群体的认知,可能是指宁夏作家的生存状态:偏远、孤独、远离中心,与丰满的文学成绩形成对比。翻开书,发现这个题目原来是为某一作家作品专辑写的卷首语。但是阅读完整部著作,再看了前言后记,才能了解,郎教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标题作为书名。这个文学性很强的正标题,加上副标题“宁夏当代文学创作论”,很准确地概括了宁夏作家的生存状态。或者是宁夏当代文学坚守传统的特质。应该说这个正标题还有很多可研究的方面:如宁夏作家生存状态研究,宁夏作家创作心理研究,宁夏作家审美取向研究等等。但是在阅读完后记之后,又进一步理解了这个标题的含义。一是在整个宁夏文学中,创作已显丰满,但评论者是一个孤独而被人忽略的群体。在几部研究宁夏文学的专著中,都没有宁夏文学的关于评论家的专门章节。这说明就连他们自己也是忽略的。如李生滨的著作《审美批评与个案研究----当代宁夏文学论稿》,如郎伟教授自己的这部著作。这对以“宁夏文学”命名的专著来说,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这说明评论者是孤独的。人们只注重作家作品的荣耀,而为他们倾注心血的研究者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也可能只是习惯了在课堂上的聆听,而少有人关注他们阅读形成论点成文成书的过程。因此,这个“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标题,既是宁夏作家坚守传统写作,抒写故乡的苦难和诗意,远离“现代性”的“孤独写作”;但是仔细品味后发现,这又何尝不是郎伟教授个人与文学研究关系的写照呢?况且从后记中,我们得知从2014年,郎教授的爱人就辗转病榻,而这本书写成是2015年的10月,这期间爱人病逝,可想,有相当一部文字是在爱人去世后写成的,那么这难道不是评论家个人与文学研究关系,或者说就是个人某个阶段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吗?在后记中,他说,把这部著作献给他的爱妻,也更显着评论家独特的人间情怀和那份无人会意的孤独感。

      

如上所述,这部著作没有专门的评论章节。作为“宁夏当代文学创作论”来说是一个缺憾。上文已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事实上宁夏文学能有今天的成就,不能忽视与创作队伍一直默默相伴的评论家队伍。宁夏大学和宁夏师范学院两所高校、宁夏各地的文联、作协、宁夏社科院、宁夏党校以及各个市、县、区的宣传部门、教育部门,都有很多进行研究和评论的作家,这中间郎伟教授是引领者。他们对宁夏文学走向全国起到的积极推介和引导是不能忽视的。

但无论如何, 应该说宁夏文学是幸运的。在他们初显实力时有像朗伟教授一样鼓与呼,在他们成为“宁军”而频频获奖,在全国爆得大名时,有郎伟等人的耳提面命,在他们创作遭遇困境,不能突围时,郎伟也指出宁夏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郎伟教授的跟踪研究,从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版图到“宁夏板块”,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宁夏文学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的文学创作,几乎是全景式的。而且宁夏文学从很早就进入高校研究者的课堂和视野,这与郎伟主阵宁夏大学文学院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回族文学的学科建设密切相关。这充分说明,宁夏文学与批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良性互动的。

孙郁在《关于茅盾的文学批评》中说,“好的批评家应当是时代的思想聚焦者,也是坚守审美理想的勇士”。郎伟教授的批评勇气来自于扎实而丰富的知识体系,来自对宁夏文学创作的自信,更来自于一个批评家对作品的呵护与对文学尊严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