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乐:新大众文艺视角下《文脉长歌》《石榴花开》的叙事革新

来源:

宁夏文艺网

   

刊发时间:

2026-03-13

   

作者:

王家乐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当今媒介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双重驱动下,正催生出一种名为“新大众文艺”的、正在成形的文艺实践。它既非对过往工农兵文艺的简单复刻,亦非对西方大众文化工业的被动移植,而是在技术赋能、主体自觉与文明自觉的三重角度上,实现的一次具有中国本土经验特质的系统性变革。而这场系统性变革,包含了对于叙事学的革新。央视纪录片《大西北》中的《文脉长歌》与《石榴花开》两集,正是这种叙事学革新在纪实影像领域的深刻体现。它们不再仅仅是“关于”民间与民族的报告记录,而是通过叙事本体的革新,实践了新大众文艺关于“讲述权归于谁”“如何讲述”“为何讲述”的命题,为我们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颇具典范意义的影视文本。
  一、叙事逻辑的变革:从解释世界的封闭结构到呈现过程的开放结构
  传统主流纪录片在处理文化与民族等宏大主题时,往往遵循一种解释性的叙事逻辑。其结构是封闭且自上而下的:主创者预设一个明确的理论结论(如“文化博大精深”“民族团结”),继而搜集、遴选符合此结论的影像素材,通过权威解说词进行串联与论证。观众在此过程中是被动的接受者与受教育者,叙事是完成态的、结论先行的,生活本身的复杂场景与多元走向被提纯为论证的素材。新大众文艺的叙事革新,首要体现为对这种“解释世界”模式的突破,转向一种“呈现生成过程”的叙事。这种叙事不急于给出定论,而是致力于呈现意义在民众生活实践、情感流动与关系建构中自然生成的过程本身。叙事动力从论证结论变为展示过程,从“完成时”变为“进行时”。
  《文脉长歌》与《石榴花开》的叙事焦点,发生了根本性迁移:从回答“西北文化是什么”或“民族团结是什么”这类核心追问,转向探究“文化如何活态传承”与“团结如何在日常中生成”这两个动态进程。在《文脉长歌》中,敦煌舞的当代生命,不在于对其历史与美学的知识性解说,而在于完整呈现高金荣如何从壁画中临摹、提炼、创编,在于她与学生之间具体而微的传授、调整乃至观念碰撞。箜篌的重生,也不在于强调其在乐器史上的地位,而在于追踪鲁璐面对残缺史料,进行一次次材质、形制与音色试验的动态过程。叙事聚焦的是技艺流转中充满不确定性的创造性时刻,是传统与当下对话的进行过程。文化在此不是被展示的化石,而是作为不断发展的鲜活实践。
  《石榴花开》则彻底将“民族团结”这一宏大政治社会学概念,融合于无数个日常实践瞬间。叙事不展示已然凝固的团结图景,而是追踪团结关系得以构建的具体路径:是吴忠早茶店里,天南地北的茶料如何在滚水中交融出“八宝茶”滋味的过程;是塔城多民族社区里,各民族居民们彼此分享的食物与温情的过程;是“红军粉”的制作技艺,如何从一段红色历史记忆中,内化为宁夏西吉县世代相传的生产技能与社会纽带的过程。在这里,团结不再是被陈述的抽象状态,而是被叙事的具体行动,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本身。
  与过程性焦点相匹配,其叙事结构也摒弃了传统的线性论证逻辑,转而采用更为开放、弥散的网状或块茎式结构。《文脉长歌》让不同地域、民族的艺术实践形成一种共时的、对话性的关系,共同绽放生生不息的艺术活力。其中包括了秦腔、花儿、敦煌舞、民族史诗、箜篌等等。《石榴花开》的结构更具代表性,它采用一种碎片拼贴式的结构,将早茶店的热闹、社区家庭的聚会、戍边家族的讲述等片段并列呈现。这些叙事单元之间没有严密的因果逻辑链条,却如同散落的石榴籽,被“共同生活”的内核有机聚合。这种结构本身,既是对“多元一体”最形式化的隐喻,也使得叙事结构从服务于论证的工具,升华为承载意义的本体。
  二、叙事立场的重构:从“他者的故事”到“主体的自我言说”
  叙事逻辑变革的背后,是叙事立场的根本性重构。传统纪录片中常见的“精英代言”模式,隐含的预设是:大众及其生活是需要被观察、被阐释、被呈现的“他者”。知识分子或专业创作者作为“阐释权威”,掌握着定义与讲述“他者故事”的权力。新大众文艺则致力于突破这种权力关系,其核心立场是:大众是自身经验唯一合法且权威的叙述者与意义建构者。文艺创作的任务,是搭建让“我们”得以自我呈现的平台,是让不同的“我”汇聚成“我们”的共鸣箱,从而实现叙事权力向民间的回归。
  这一立场的实现,首先体现为叙事主体的彻底置换。在《文脉长歌》与《石榴花开》中,民间艺人与普通民众从“被拍摄对象”转变为叙事行为的主体。镜头不再是一种审视和抽取素材的工具,而成为一种倾听、陪伴与显影的媒介。高金荣、鲁璐等传承人,不是在“表演”传承,而是在镜头前继续他们日常的、本真的工作。他们的思考、决策、尝试,甚至是情感波动,构成了叙事推进的内在动力。叙事由此不再是关于他们的故事,而就是他们存在与实践的生活场景。《石榴花开》将这一点推向极致,片中各族普通民众面对镜头的言说,是主动分享生命经验,其语言是生活化的、情感化的、带有个人独特视角的。他们的叙述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坚实、最动人的内容,实现了叙事内容与叙事主体的高度统一。
  与此相应,纪录片创作者的角色发生了深刻蜕变,从叙事文本的权威建构者与意义赋予者,转变为故事的发现者、促成者与编辑者。他们的工作重心前移,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田野沉浸,与拍摄对象建立基于平等信任的关系,去捕捉那些自然而生的、富有意味的瞬间。同时,在两部作品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创作者的退让。他们没有用居高临下的解说去概括定性,也没有用强烈的视觉干预去操纵情绪,而是采用观察式、参与式的拍摄,让事件按自身节奏发生,让人物按自己逻辑言说。这种“谦卑式”的促成,体现了新大众文艺创作伦理的转变:尊重生活自身的叙事性,信任民众的叙述能力。创作者的专业性,不再体现为解释的权威,而体现为发现的目光、结构的智慧与促成对话的能力。
  最终,这种立场重构了观看关系。当叙事不再是精英创作者单向度传递结论时,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被邀请进入叙事现场的“共创者”。通过过程性叙事与多模态沉浸,观众得以“亲历”文化传承的艰辛与喜悦,“参与”日常生活中团结关系的细微建构。更重要的是,由于叙事是开放的、主体是民众自身,观众会结合自身经验与影片中的经验进行对话、印证与联想。观看过程,由此变成一个寻找连接、确认归属、反思自身的过程,观众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了“我们”的某些共同底色,完成了从旁观到共情的身份转换。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再去回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也正像是第四集由石榴籽由粒粒到聚合,形成一个完整石榴的过程。
  三、精神价值的生产:从概念的灌输到共同体情感的自然流露
  新大众文艺的终极追求,不仅仅是形式与立场的创新,更在于通过新的叙事方式,实现有效的、深入人心的精神传递,参与当代社会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它摒弃了直接、生硬的概念与口号宣传,转而通过叙事本身的情感温度与经验力量,在观众内心交织出一种关于文化认同、民族情感与家国归属的新兴感觉。
  这种精神价值生产的关键,在于将抽象核心价值彻底肉身化与具体化。《文脉长歌》与《石榴花开》让文化自信、民族团结、家国情怀等价值,细化到具体的人的实践与情感之中。“工匠精神”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高金荣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创新,是鲁璐面对困境时的执着尝试;“民族团结”不再是宣传标语,是早茶店里各族顾客的闲谈欢笑,是杜荣路与伊拉洪一家跨越民族的亲情;“家国担当”也不是惊天壮举,是金银滩牧民为国家战略的主动迁徙,是龙吉克家族四代人“守边就是守家”的朴素信念。价值由此获得了可感可触的生命温度。
  这种价值传递遵循着“从个体经验到精神共鸣,再从精神共鸣到社会共识”的递进逻辑,与新大众文艺构建“新公共性”的诉求高度契合。高金荣的坚守与龙吉克家族的戍边,这些个体经验通过真实叙事转化为可共享的情感资源,引发观众共鸣;家喻户晓的库尔班大叔骑驴上北京与西北民歌对《东方红》与《春节序曲》的影响,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经典叙事,则将共鸣的情感力量凝聚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进而通过传播与讨论,让个体精神转化为群体认知;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核心价值。这种传递方式,既避免了自上而下的生硬说教,又让核心精神在生活经验的共鸣中深入人心,彰显了新大众文艺以情感联结凝聚社会共识的独特魅力。
  更深层地来说,两部作品通过叙事,参与了共同体文化的想象与建构。这种共同体文化,不是同质化、标准化的文化,而是在尊重差异、呈现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并强化那些能够连接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精神纽带。无论是《文脉长歌》中对多民族艺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呈现,还是《石榴花开》中对日常生活中不分你我的亲情、互助与共同奋斗的聚焦,都在叙事中悄然塑造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有凝聚力的“我们”的形象。这正呼应了雷蒙德·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设想,即通过文化实践自觉建立人与人的“联结”。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的叙事,不仅是记录,更是创造。创造新的情感联结方式,创造关于共同体的新想象。西北地区各民族携手发展,与其丰富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推动发展的引擎。从社会稳定到经济共赢,从文化创新到生态治理。大团结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情感纽带、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
  《文脉长歌》与《石榴花开》的实践表明,新大众文艺的“新”,不是简单的内容通俗化或技术手段更新,而是一场触及文艺本体的深刻变革:在叙事逻辑上,它以开放的过程性叙事取代封闭的解释性叙事,让意义在生活流中自然流露;在叙事立场上,它通过主体置换与权力让渡,实现了从“精英代言”到“民间自主”的根本转向,让大众成为自身故事的讲述者;在精神生产上,它借助价值的具体化与情感的共鸣性,进而取代抽象的概念灌输,在共建共享中参与共同体文化的塑造。
  未来的文艺创作,尤其是旨在表现人民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创作,理应从中得到启示:唯有真正将叙事权交还给人民,尊重并呈现生活自身的逻辑与恰到好处的诗意,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介景观中,创作出既有时代温度、又有精神深度的作品,为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而动人的文艺力量。
  作者简介:王家乐,宁夏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辑:贾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