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文化问题从来都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文化强大、深厚、优美，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受人尊敬，在世界上有地位。文化弱小、浅薄、粗陋，即使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会被人诟病。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着由经济强大走向文化强大的历史阶段，如何意识到当前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危机，并立足于全球视野和时代的制高点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与格局，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一、文化与文化的功能

关于“文化”这一词语的内涵，据说世界上有几百种解释。现行的汉语权威辞典的解释是：指人类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说得具体和直观一点，从遨游太空的“天宫一号”飞船到中国农村炕头老太太的剪纸，都可称之为文化创造物。这是广义概念上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内涵，是指人类后天所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狭义的文化内涵，比较偏重于对人类意识、思想和观念等精神创造物的关注与研究。文化是共同拥有的，是某一个人群、民族共同承认和拥有的。文化是人类后天学习和被影响的产物。人类除了先天所带来的那些动物的本能之外，所有在成长和生活过程中所学习到的一切，比如风俗、观念、行为和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数不清的方面，都是文化的内容。

文化的功能是什么？文化的功能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第一，文化具有凝聚人心、整合人心、抚慰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使人产生心理归属感。处于相同的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容易团结和聚集起来，心理上彼此会有天然的亲近感。第二，文化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道德规范，都会对人的行为（特别是不良的行为）形成约束和控制。文化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就会形成许多社会成员们必须共同遵守的为人处事的严格规范，这些规范标志着文明的诞生。人间具有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今天，尽管人类社会的科技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谁也不敢说人类的文明程度已经高扬到多么了不起的地步。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的约束控制功能必须存在并且尽可能强大。第三，文化具有保护人类种族的作用。某一个民族文化强大深厚，其生命力也就强大。哪怕失去一切外在的生存依托，这个民族也会凭借不屈的精神和超常的智慧寻找到生存之路。以以色列人所拥有的犹太文化为例。一个在世界上流浪了两千年的民族，在20世纪又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死亡600万人），然而，他们还是坚强地屹立在地球上。以色列人凭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死亡和灾难而重生？凭它的优秀文化。犹太民族是一个从心灵深处渴望寻求知识和智慧、并且长久地拥有智慧的民族。犹太人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国家以色列，虽然被《圣经》誉为“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实际上却是资源极其贫乏的土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硬是依靠其最大的资源——人才，依靠科技和资金的优势，在艰险的环境中，边打仗边建设，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腾飞，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发达的现代国家。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我以为源于两个原因：第一，犹太人在二战中经历了噩梦一般的被屠杀、被迫害的经历，犹太人有天然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并且有着天然的凝聚意识。以色列建国（1948年）时，说着85种语言，来自115个国家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汇聚到了西亚的死海之滨。第二，犹太人把读书和受教育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犹太人有言曰：“尊师如敬上帝，教师重于父亲。”这是它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20世纪，全球1300万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二，却获得了29%的诺贝尔奖，在各个领域大师辈出，群星灿烂。举世公认：犹太人聪明、智慧、善于经营。原因只有一条：这是一个打心眼里崇拜知识并把智慧当成信仰、终生重视阅读的民族。曾经有统计，犹太人平均每年每人的阅读量是45本书。犹太人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智者被人问道：“为何你能成为智者？”智者闻言答道：“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在灯油方面所花的钱，比起食用油方面还要来得多。”

二、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我国的经济实力高速增长，城市和乡村的物质生活面貌日益改变，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许多实惠。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建设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突出，局面也比较严峻。简而言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在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文化问题上，在精神气候的营造和公民人格的培养方面，显得思想滞后和办法不多。因此，当中国社会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的文化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以为，这种文化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危机之一：在由传统的以“道”为先的社会向以“利”为先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变过程当中，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人心动荡”和“人心向善”的问题。

所谓“道”，是指人间的“大道”、“正道”，是怀有仁爱之心的正直善良之士所追求的人间理想境界。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所追求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理想境界，就是“大道”和“正道”。我国古代社会鼓励每一个人都努力成为君子，而成为君子的首要条件是：“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在一个提倡君子人格的社会当中，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等价值观念，是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人心中的最基本的做人法则（道德底线）。这种为人的原则既是一种自律的原则，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外在道德节制与约束。“文革”之后，在一片精神废墟之上（传统文化自“五四”之后便气息奄奄，革命文化又被“左倾”路线摧毁殆尽），中国社会的文化和道德建设还没有充分展开，市场经济的洪波巨浪就排山倒海而来，于是，在精神的空白、迷茫、震荡和摸索当中，中国社会的经济逐渐起飞了。在最初的经济进步当中，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状况，规则也没有完全制订好，所以大家都闹哄哄地一个劲地谋财图利。许多时候，赤裸裸的逐利竞争甚至压倒了君子人格。这给国人造成了这样的假象：谁讲良心，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经济利益的角逐中就必定处于下风位置。而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反倒容易得手、暴发（民间说法曰：“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反正,中国人就这么睁只眼闭只眼闹哄着把一架“大飞机”组装成功了，并且开上了天空。可是，一旦飞机上了天，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飞机不仅有此前约定的具体航线规范着，坐在飞机上的乘客也不能心神不定、随意走动，更不能在机舱里争吵、争斗、肆意胡为。中国人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们都已经登上了一架奔向遥远之地的大飞机，想让这架飞机以后能够安全着陆，我们就必须严格遵守操作飞机和乘坐飞机的普适规则，首先必须把自己动荡的内心控制住，使之变为平静柔和的心（向善之心）。而控制和改变人心的最核心的手段就是文化的恢复和重建。

文化危机之二：节制内敛、含蓄深沉、修身养性、温和待人，不再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认真追求的生活品格和处事方式，放纵、张扬、炫耀、膨胀，成为带有时代特点的为人行事方式。曾经遭到全社会谴责的恶质言与行，经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放大，在一定范围内被人喝彩。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节制内敛、含蓄深沉、温和待人，是广受好评的优秀品德，是典型的“君子人格”。儒家提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求一个人即使处在极度愤怒和悲伤的时刻，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限度释放。大家推崇节制内敛的品德和为人处事方式，是因为希望自己所接触的人是温柔敦厚的，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生活景象是带有温文尔雅气息的。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当中，“温柔敦厚”和“温文尔雅”已经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和文化破坏，早已将传统文化的根基毁掉。许多“80后”和“90后”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既不了解更不亲近。他们虽然成长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但是他们是最缺乏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人。加上近二十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现在的许多“80后”和“90后”的文化意识是破碎的，价值观念是混乱的，道德面貌是可疑的。他们把放纵当作“自我解放”，把“张扬炫耀”视为“美好个性”。他们更愿望把自己塑造成为带有“进攻性人格”的时代人物。如果上述推断成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位名叫马诺的青年女子会在电视台实况播出的相亲节目里说：她选择恋人的标准是财富第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坐在自行车上微笑。”

文化危机之三：由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明显差异以及“以权谋私”“为富不仁”现象的存在，在一些百姓心目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这种心理的存在，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和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豪情的年代，是一个丰富而伟大的年代。同时，勿庸讳言，这也是一个矛盾丛生，充满危机的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列车的高速运行，国家财富急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应该说，中国百姓是从改革开放的事业当中享受到了优异回报的一群人。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人民生活水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存在，但难以有解决的良方；官员腐败是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大“毒瘤”，然而反腐倡廉工作总是进行得艰难；由于一些官员和富人的嚣张，百姓内心积聚着不满的情绪。我们已经发现，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和对富人“为富不仁”的怨气，经常会通过一些群体性的事件来发泄。2010年10月的河北大学校园内“李刚驾车撞人案”和2011年6月的“郭美美炫富”事件，之所以在网上掀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暴，显然和“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有极大关系。

文化危机之四：社会生活当中的“潜规则”盛行，不仅使社会运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神与物质成本，更严重的后果是，它导致了人们对生活的正义性和人的尊严的严重不信任情绪。

所谓“潜规则”，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指生活中不便明言的“规矩”和生活手段、做法。近二十年来，“潜规则”这个词是汉语使用的高频词。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演艺界，说是女演员要上戏、演上重要角色，必须给导演送钱、送“色”。后来，就有人把社会生活当中的“拿钱搞定一切”、“用钱摆平”、“金钱万能”称之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核心“潜规则”。办事使用“潜规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生活现象。在封建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普遍。封建时代的民谚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又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谈的都是封建官场“潜规则”所带来的贪赃枉法现象。今天大家痛恨“潜规则”，实在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已处于全球民主和法治年代，而我们的生活当中居然还有那么多封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遗存。许多人觉得太失望，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潜规则”一旦真的成了公开的生活原则，那么生活的正当性就太值得怀疑了。它对社会和人心的损伤，可能比“文革”的后果更可怕。

文化危机之五：“快文化”成为风行一时的社会思潮。“成功学”泛滥，浮躁情绪弥漫整个社会，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没有耐心的一群人。

“快文化”的核心内涵是脱离现实状况的规定性，一味地求速度和要效率，希望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和艰辛劳动，就能获得喜出望外的收获。它是对古老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信念的反拨，实际上是一种投机心理。

受“快文化”观念的影响，现在高校的学生恨不能学上二年就能够拿个博士学位（大陆正常年限是十年，美国要十四年）；演艺界的演员演过一部戏就自称为“明星”；大学本科生刚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希望月薪二万；一些年轻干部当了几年科级干部，就想着跃升为厅级领导。

“快文化”带来了这个社会的全面躁动。所有的人都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都有张爱玲20岁时的心情：出名要趁早啊，迟了就来不及了！“快文化”使我们一时间都变成了欲壑难填之人。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说：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够”的时代：一部手机不够、一份薪水不够、一个情人不够、一辆车子不够、一栋房子不够……我们对外面的世界过度需求，对每天的自己过度使用。伴随着“快文化”思潮的泛滥，“成功学”在中国人眼里忽然成为一门“显学”。没有几个人知道，“成功学”到底指什么，其所宣扬的主张是否有科学依据。然而在创富榜与“成功学”的催眠之下，人们逐渐地丢失了朴素生活的乐趣。美国学者说：“贪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社会。这是最糟糕的感染。”

“快文化”思潮的泛滥，是经济高速发展年代的伴生物，是利用经济方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简单思维模式的体现，是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思想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具体表现。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人成为最容易躁动，最没有耐心的一群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如何使中国人的内心沉静下来、行动舒缓起来，是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生活质量的大问题。凭借祖先留存的智慧和当代人的现实努力，我们是可以解决好这一文化问题的。

文化危机之六：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个别人的无良和邪恶，社会的信任度已经降到了这么多年以来的最低点，冷漠成为社会和谐和进步的杀手。

有学者认为，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坏，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丧失殆尽，但糟粕却留下不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来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也所剩无几，但许多糟粕同样留了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引进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但好东西又没学来多少。可谓“礼崩乐坏，道丧学绝。” （康晓光：《软力量建设与儒家文化复兴》，《天涯》2007年第1期）

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确实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2011年中国社会关于“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问题的讨论和追问，不仅折射出恶性的讹诈心理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一些普通民众的病态心理，更为糟糕的灾难性后果是，它直接导致了更多民众对他人的不信任情绪和面对社会纠纷和困扰时的规避心理。2011年10月发生的“佛山小悦悦案”，一个2岁稚童遭汽车两次辗轧，旁边的18人居然见死不救。这一幕真实的生活景象，与其说反映的是人心的冷漠，不如说是中国人对“倒打一耙”的讹诈者的恐惧。有媒体从伦理学的角度这样解读：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人类早期的野蛮年代，每个人都把别人当作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焦虑和恐惧的事情。一个社会当中，如果民间总是流传着“好人不得好报”、“老实人常常要吃亏”、“管闲事、落闲事”等诸如此类的生活故事，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确实已经接近于崩溃。如何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重新被“扶起来”？为了把已经倒地的道德重新“扶起来”，我们还需要努力奋斗多少年？这两个问题，既是现实严峻的质询，也是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课题。  

三、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秩序和规范

中国社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秩序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然而，一味的愤怒、指责、批评、抱怨，终不能解决眼前的文化与道德失范局面。我们惟有知耻后勇，励精图治，方能把民族的文化和道德局面引向光明之处。我的见解是，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秩序和规范，需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基础工作之一：需要建立良好的约束人性负面因素的制度，不能靠简单而模糊的人性认识和判断来治理社会。

在对“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东西方哲学是有差异的。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偏重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西方人常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为连总统的人性都不可信任，所以对人性必须建立约束性制度。中国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偏于正面，虽然荀子也曾有“性恶”一说，但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中国人大多数还是认可“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我们的缺陷在于，对人性的复杂性总是认识滞后，而不从制度设计入手去解决问题。比如最高当局对官员的管理，从古到今，都以为靠说理和道德自律可以约束腐败，最终效果总是不明显。来看看西方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约束人性的负面因素。

古罗马军队中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不公平现象，面包由长官分发，他把最大的留给自己，小一点的给亲近的人，最小的给普通士兵。结果，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一位将军想出了方法。如果两个士兵得到了一个面包，按规定其中一个负责切割，另一个则有权首先挑选。这样，那个切面包的士兵为了防止自己吃亏，就会非常小心，尽可能把面包切得一样大。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和道德重建，尤其是反腐倡廉工作，最需要认真而科学地全面认识人性的正面和负面因素，从精细的制度设计入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种科学而理性的思想的指导下，具体而细致地设计一些有利于发扬人性的光明面、也有利于抑制人性的阴暗面的制度和措施，中国社会的文化和道德重建可能就会走出一条新路。

基础工作之二：花大力气从孩子的品德修养抓起，将高雅的生活品位和人的内在修养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引导孩子们从生活的细小处做起。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业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才。但是，中国的教育也存在着难以忽视的一些明显缺陷：我们越来越把教育人的过程当成一种制造工业“产品”的过程，而恰恰忽视了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原始而伟大的使命。中国社会现在的文化面貌不佳，甚至被许多学者认为正处于“无文化”和“鄙视文化”的历史阶段，与中国社会急功近利的发展思想和总体精神环境有关，也与中国教育界普遍只重视工具性教育（知识、原理、技能）而忽视精神性教育（理想、信念、情感、心理、修养）的短视作法有关。看看我们从幼儿园开始的每一层级的教育，到底有多少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了品德的教育永远高于学业的教育？现实的状况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从来都只重视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的高低，而少关心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和品德培养。这样做的直接恶果是：孩子们在一种只重知识和技能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聪明倒是聪明，就是品德和修养有让人不能忍受的毛病。目前社会上个人主义思潮泛滥、价值观念混乱、道德虚无主义流行，与青年一代的文化表现有直接关系。

基础工作之三：寻找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利益分配制度，为真正的和谐社会打造根基。

2010年4月15日，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文章说：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地位更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源源不断的医学实验证明，我们在预感即将失去现有地位的时候，身体内部一种称为“皮质醇”的荷尔蒙就会增多，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感到各种不适应。我们的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扭曲之上，我们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使这种状况激化，社会越不平等，社会关系就越趋紧张。一旦存在一个长长的阶梯，而且生活在底层的就意味着屈辱与贫困，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爬上阶梯的紧迫性——社会也将开始混乱。这并不是一个“左”派的推测，这是一个事实。（许博渊:《重建道德靠什么》，《书屋》2010年第1期）

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以为，太强调经济竞争和人间竞争的严酷性，也缺少有效的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策略和手段。今后，应该从思想意识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来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分配格局。怎样的一条道路才算是令双方（贫富双方）都满意的道路？需要探索，更需要前瞻性智慧和长远的设计。

基础工作之四：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并进行创造性转化。

20世纪中国社会的破坏与建设历程（有学者总结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曰：上半期偏重破坏；下半期偏于建设）已经清楚地表明：认真对待我们自己传统的固有文化，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核心命题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用心梳理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重建民族优秀文化。这个民族现在实在是心浮气躁得前所未有，当务之急是使民族的气质沉静下来，心情安静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狂妄自大，不再嘴上说文化极端重要而内心却漠视和鄙视文化，不再人人喊道德沦丧而又人人见好处就想捞一把。我们说：搞一些“西瓜节”、“草莓节”、“土豆节”、“啤酒节”、“汽车节”文化是可以的，但更多的时候，应该把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投向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小学校。应该摒弃僵化的有时是大而无当的品德教育方式，而采用温和的春风化雨般的心灵进入方式，让孩子们学会感恩，学会珍惜每一枝铅笔、每一处干净的地面，学会发自内心地对老师和同学微笑，学会心情开朗地面对每一天的新日月。中国社会何时由一个充满躁动不安气氛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人人气定神闲、各安其职、各得其所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重建工作便接近于完成。（作者：郎伟  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