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文学的中心、底色和旗帜

文学伴随人类生存境遇而生，所言之志与所缘之情都是人内在的主观情志，但触发情思的媒介却是人（类）外在的客观境遇。刘勰《文心雕龙》有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中国创造了人类救灾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在抗疫阻击战中，文艺从未缺席。战“疫”文学关注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情感核心——战斗精神。

一、以人民为中心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创作者、表现对象和接受者都离不开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自然是战“疫”文学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民需要倾吐心声、抒发情感，文艺也需要回应人民的呼唤和期待。

战“疫”文学的创作者，一类是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另一类是文艺工作者。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有的放下手术刀或温度计后，拿起纸笔，写下感人肺腑的日记。关注疫情、忧国忧民的文艺工作者们，更是以笔为旗，讴歌医务人员的济世情怀，赞美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守护人间大爱。例如，在宁夏文联征集的抗“疫”题材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写作者是文艺工作者，诸如石舒清、郭文斌、杨梓等都是国内知名的作家、诗人。也有不少基层写作者广泛参与其中：樊瑞是青铜峡市首批支援湖北护理医疗队的副队长；胡静作为一名志愿者，投身红寺堡区的疫情防护工作；看照片，曹家瑞应该是一名中学生，她的妈妈参加了支援湖北的医疗队；还有唐曦兰，她是一名在浙江理工大学就读的俄罗斯留学生，用俄、英、汉三种语言写诗，参加过《中华诗词大会》第二季。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人民的心声，记录了历史的面貌，是在为时代作证。

战“疫”文学的表现对象是疫情困境下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们。他们奋不顾身，与病魔抗争，救患者于危难之中；他们勇往直前，与时间赛跑，挽狂澜于危机之时。祝宝玉《致敬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是献给一线护士的赞美诗，她们原本是人们眼中的白衣天使，如今“奋战在抗疫最前沿”，成长为“英勇的白衣战士”；还有《白衣天使：在春天驻守》《向白衣战士致敬》《致敬，天使》等诗歌，毫不吝啬真诚的赞美，热情讴歌白衣战士。《除夕夜闻解放军医疗队出征江城》《向逆行者致敬》等诗篇饱含真挚情感和由衷敬佩，都是“献给逆行援鄂的抗疫战士们”的爱的赞歌。胡静《穿红马甲的女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抗疫前线的志愿者们，视角独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护物品也成了常见的文学意象。

网络媒介使战“疫”文学的传播范围更广，也更具时效性。它的接受者遍布全国各地。从创作者、表现对象和接受者来看，战“疫”文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在此基础上，文艺工作者感物吟志，医务工作者缘事抒怀，战“疫”文学保持着情感书写的底色。

二、以情感为底色

战“疫”文学是一种情感冲动强烈的即时创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系人民，感时忧国。这种热烈诚挚的创作冲动不仅是一种情感宣泄或理念宣传，也是一种满怀激情的真实生活。在疫情面前，由恐慌转向平静，由疑虑转向坚定。

战“疫”文学基本上是散文和现代诗歌，还有不少散文诗、旧体诗词和朗诵诗，这些都是抒情性文体。即便是以叙事内容为主的纪实散文，也往往灌注着强烈的情感。如，《防控疫情志愿者活动有感》《守护者》这两篇志愿者手记，写下了疫情防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收获的感动，也写下了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的祝福：“愿中华大地春暖花开！”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展现了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的医者本色和浓郁深沉的家国情怀。河东《白衣天使：在春天驻守》一诗写道：“窥探你们对生命的追赶/战场是生命对生命的拯救/是使命的敢于担当/是承诺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是诠释人间大爱的春之花。”这首诗将白衣天使比作“在春天驻守”的战士，有崇高坚定的信仰，有无私奉献的情怀，有拯救生命的担当。“所谓的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和死神抢人。”如果疫情的死亡威胁是黑色的，那生命的颜色就是庄海君《誓言与颜色》一诗所描绘的：“庚子年，我们必须记下这些颜色/白色的信念，用最深的情感致敬/绿色队伍喊出承诺，选择星夜奔赴/黑色的暗夜，不仅有灯光般的歌声/红色的仪式，我们需要一面旗帜/在立春前，高高挂起。”白色，蓝色，绿色，红色，橙色……生命的颜色五彩斑斓，生活的形状千姿百态。单永珍的《凤凰涅槃》一诗，以黄河的名义眺望，以长江的名义祈求，视野宏阔，诗情纵横，是一首激扬着家国情怀的长歌。祝世军的诗歌《一片不化的雪》以一个社区干部的语气，描绘了一幅略带“戏剧化”的场景，劝说一对大爷大娘戴上口罩，却隐瞒了“他们在外当医生的女儿/主动请缨去了武汉”。曹家瑞在《我的妈妈在一线》也写出了妈妈出征前夜的情景和心情——艰难地点头，还帮着收拾行李，妈妈却只能告诉姥姥要在医院隔离，以及出征后的思念和感怀：“夜再黑有星空陪伴，路再长也会有终点。这些奔赴武汉并且奋战的白衣天使，是谁的儿子或女儿，是谁的丈夫或妻子，是谁的爸爸或妈妈，其中就有我的妈妈，他们是最可敬最可信最可爱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深爱。”

这样的奉献精神，这样的医者本色，这样的家国情怀，构成了战“疫”文学的情感底色。这是情感构筑的语言长城，也是中国精神的文化传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三、以战斗为旗帜

在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层面，人类面临着相互交织的生存困境。文学正是人类面对生活境遇时所建立的生存信念，是对自然之真、社会之善、精神之美的永恒追求。战“疫”文学正是我们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时所建立的生存信念，有经验的传达，也有人性的追问。可以看出，战“疫”文学是现实的文学，是生存的文学，是战斗的文学。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抗击疫情，文艺也在战斗。看到医务工作者奋战的英姿和遭遇的艰难，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攻克难关，遇到志愿者伸出的测温枪，神情“慎重而肃穆”，谁又能无动于衷？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苦难也从来不值得称赞，它能摧毁人，也能成就人，关键要看面对苦难时，人的精神力量是消沉低落还是奋进高昂。真正值得赞美的永远是迎难而上的身姿和攻坚克难的意志。胡江宏《妈妈，我听到了春天的声音》一诗写道：“逆行的白衣先锋们行走在危险的边缘/他们奋战于一线，把生死置之度外/用实际行动抗击疫情，救死扶伤。”逆行必是向着人民的困境，冲锋必是向着民族的危难。白衣战士们“打响了一场撼天动地的驱魔阻击战”，给人民带来了生命的曙光。面对灾难时昂扬的战斗精神，满怀希望期待春天的来临，是战疫文学经常表现的精神内涵，发挥了用文学凝聚力量、坚定信心的积极作用。如，杨梓《今天立春》一诗中的句子：“在这特殊时期，我们都要充满信心/请求冰雪消融，大江南北呈现新绿/请求黑夜隐退，明媚阳光普照人间/请求敬畏生命，所有伤口都能愈合/请求言行健康，凝聚必胜的精神力量。”胡静《穿红马甲的女人们》描述了红寺堡的寒冷：“天气非常冷，酸菜缸都结冰了。这会儿又下起了雪。风雪中的红寺堡，是怎样的寒冷？如果不身在其中是无法体会的。在户外值班登记，不一会笔芯就会被冻住，写不成字，所以需要把它们放在羽绒服的口袋里，时不时地用手握住一会，保存着笔和手指的体感。”在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女志愿者，她们穿着红马甲，冒着严寒或冷雨，以自己的方式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安宁。她们默默战斗，默默奉献，那么平凡，又那么伟大。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诗歌除了艺术审美，也具有哲学思辨的功能。战“疫”文学需要以战斗为旗帜，激发人民面对疫情时，保持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坚定生命的信心和生存的信念。不仅为抗击疫情鼓与呼，同时，战“疫”文学还有另一种战斗方式，就是经过理性的沉潜，对“假恶丑”进行批判。

当然，战“疫”文学并非完美无瑕。一方面，有些作者是非专业的写作者，在此次疫情中偶然涉足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多数作品属于即时创作，没有经历一定的理性沉潜。因此，单从“文学性”角度而言，战“疫”文学的艺术水准自然参差不齐。然而，我们不能只从“艺术学”或“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它，投之以挑剔的或庸俗的眼光，而是要放在“人类学”视域中审视。战“疫”文学具有人类学调查的真实性，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都是珍贵的调查样本，留下了时代的证言。在艺术水准上，战“疫”文学确有瑕疵，但不必苛求。何去何从，自有时间检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李亮，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民族艺林》期刊编辑。

（编辑：王嘉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