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乎世情 系乎时序 期于大成——“抗疫文学”之我见

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抗疫期间，我着意关注的不是文学，而是网络信息，它直接体现着我们对疫情的紧迫关切。我发现了一个很有问题的问题，就是肯定只能是唯一的真相，多数却是坐在家里的人在传播，而不是现场的人。这可能与忙闲有关系，与表达能力有关系，与心忧时态的程度有关系。但这样思考，这些所谓的真相就值得怀疑，需要警惕，这种一哄而起对真相的复制传播，就应该反思。我因工作的关系，亲身经历过几次现场和现场外网络手机上对之的信息传播，凭我的判断，如果不在现场，仅凭一个标题、几张图片，或听别人传说，得出的结论大抵是靠不住的。因为标题、图片、据说的背后，是复杂含混的人心，是道理与情理的扭结，是难辨你我的混沌，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大多是滤去了实际、滤去了复杂与含混、撇去了主体情感与责任的东西，往往与真实实际距离甚远，有些时候谣言的成分会掺入。可能间接的信息传播者与评论者的出发点，大都是惩恶扬善的基本方向和用意，但很有可能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中最重要的核心——真实；最终受到伤害最多的，恰恰是文学要关注怜悯的真正的老实人。所以，为了向度不偏，作家感受的真实还是需要对事实的真实负责任的。如果作家对生活事件，没有切身的实际观察与深入的体验感受，没有对真实的特别感应与在意，写出的文字大抵是不可靠的。

“抗疫文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抗疫文学”是指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作家和诗人们写就的以之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自然灾难面前，作家从来都不是缺席者，而同是受害者。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建安七子有五子（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的生命，定格于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就是一场瘟疫所致（曹植《说疫气》）。“抗疫文学”的出现，是必然，是必须。“抗疫文学”肯定是现实主义文学，肯定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的。但能否写得很好？我是带着疑问的。

“抗疫文学”创作的难度很多，之一在于它要对何为现实负责。现实可以不完全等于真实，但真实一定是现实的核心。对于究竟写什么？哪里有现实？什么是真实？实践中是有争论的。有人说逆行先锋是现实，有人说初期某个地方的行政怠惰是现实，有人说国家的有力行动是真实，也有人说底层的疏漏等是真实。作家们的视界是有别的，身处的现场也是有别的。孰对孰错？怎么评判？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看到的、体会到的是真实、是现实；我也会同样觉得你看到的、体会到的也是真实、现实；可能我们都只是看到了不同的角度与在不同的现场而已。有可能我看到的，恰恰是孔雀开屏的正面彩艳；你恰恰看到了孔雀后面有个不好看的部位。没有必要用我的现实，否定你的现实；同样也没必要用你的现实，否定我的现实。我们大家所有人综合起来的看法与体会，肯定就会是全面立体的真实。它客观存在，也在按一定的逻辑运行，不必过分担忧。中国当代文人在观察认识社会世相上，思维是有所偏狭的，要么只认为挑刺反对揭露是对的，排斥和否定鼓励激扬构建的力量，要么反之。这有失知识分子的客观理性。批评是有力量的，但鼓励同样有，孰大孰小要根据具体的形势与需要看，不应偏废。叙写逆行力量、赞美抗疫先锋、苛责疏漏缺憾，我认为都是现实，都有价值，但前提是要初心为正。只要是真情表露，只要是怀着责任与感情，只要坚持着真正的操守，只要是客观理性表达，只要走向深刻，不传谣、不信谣，其创作的“抗疫文学”就有积极意义。绝不应把鼓劲加油与批评反思对立起来，它们是有机的一体，这是作家与读者都应注意的问题。

大疫当前，最大的现实肯定是战斗，作家也应参与其中，对文艺的主要需要是鼓劲加油、凝心聚力、记录真实、代言人民根本利益，深化、升华人间悲悯。在这个时期，作家如果不积极主动、理性客观、正面作为，盈余的阴阳怪气，注定是猥琐的遗憾。

瘟疫作为人类的大敌，伴随着人类的前进脚步，是人类不可豁免的痛苦。无论医学如何精进，人类都得永远与其相伴。我们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尽量减少牺牲。瘟疫不是当代的产物，也不是中国的产物，所以要历史地、理性地认识。短期内文学对之的深刻书写也许是有难度的，但希望作家即时的表达视野应该是开阔的，是对真实与现实有感受负责任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尤其对中国人是有情的。受命看完宁夏这次的“抗疫文学”（主要是宁夏作家协会微信公众号、《宁夏文艺家》2020年第263期所载），也持续阅读了影响力很大的作家方方等人的部分日记等，总体上我的感受是良好的。今日作家毕竟不同于普通的网络民众，普遍没有妄测、消费现实与真实，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们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有表达与受病抗疫人士在一起的感情的，有记录宁夏一级响应之后人民生活点滴的，有记录作为志愿者参与基层防控工作的感受感想的，有记录百姓因疫情影响观念的变化与家务事的，还有可贵的宁夏赴鄂抗疫前线医护人员(刘江龙、张娟娟)“不负韶华、逆向而行”的心路文字，还有外国友人（俄.PodarevaAnastasia .唐曦兰）点赞中国抗疫作为的文字。宁夏作家的参与面是广的，既有石舒清、郭文斌、杨梓、梦也等名家，也有胡静等一些新人，写了抗疫不同方位的不同侧面与不同关注，表达了作家诗人们对疫情虽拘谨含蓄但有情怀的关注，对抗疫前线人员的由衷鼓励，对国家行动的赞赏认同，对人性与文化的忧虑、反思与批评,着眼于未来的建设等，都系真声、都缘真情。它们不是浅表的、概念的、理论的，而是走向了关切，走向了责任，走向了忧思，走向了情感，也就是人文关怀。尤其是情感，它事关“抗疫文学”的品质、价值与立场，最为珍贵。这次全国“抗疫文学”总体是出色的，当然也出现个别粗制滥造者如某省一作者伤害湖北同胞感情的《仰望星空》，而被网友诟病。事若求全何所乐？做人如此，于“抗疫文学”的要求也应是如此。宁夏 “抗疫文学”是中国“抗疫文学”的一个样本，展现了宁夏作家和诗人的道德、良善、真诚与温度。这是作家也是文学的重要的基本的品质。宁夏作家是中国作家，和宁夏人民在一起，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也是与人类命运系于一起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重大历史事件，是文学的重大主题题材，目前的写作只能是初级的。这种文学样态的写作，需要更深广的探索、更沉淀的思考、更深刻的悲悯、更积极的构建。从文学表达重大题材的历史经验与内在逻辑来看，走向大深刻大悲悯的大成之作还需时日，有志于此的作家们需要再出发，再挺进。中国“抗疫文学”需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对我国的制度、文化、发展方面的优势，进行有效的总结与阐释；对人民根本利益进行深刻有力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际遇和挑战，展开苦苦的求索。通过这次全国与全球的抗疫，中国人对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明显在起变化。我们的文化自信已经自觉，但文学的自觉自信似乎慢一拍。从历史深处走来，走过辉煌耀眼、波澜壮阔，也走过艰辛屈辱、自信沦丧，正走在全新、独特、迥异于其他文明出路上的中国人，其智慧、特点、精神内里是什么？怎么样？哪些是精神成果，有哪些最新疑难问题？自信的依据何在，状态怎样？我们在文学中应该怎么去表达、阐发、提炼、建构它，包括发展它？今后，最精英的中国文学，应该指向什么样的精神领域、文明际遇和灵魂出路？应该是时代文化精英、文学精英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王佐红，“80后”，宁夏固原人。先后毕业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专业研究生班。在《文艺评论》《作品与争鸣》《宁夏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朔方》《黄河文学》等刊发表作品五十余万字。出版诗集《背负闲云》、评论集《精神诗意的唯美表达》等，主编《编辑的文》。获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奖，入选宁夏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人才托举工程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王嘉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