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侧面，人性的正面——读石舒清新作《凌伯讲的故事》

忙于谋生，刻意看文兄舒清的作品，确也不多。从《果院》《清水里的刀子》到《连襟》及《凌伯讲的故事》，可以感到作家在取材与视角上的开拓与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个人所期待和喜欢的，始于西海固，止于西海固，起止之间，又不局限于西海固，这也是一个作家自我突破的需求吧。凌伯是1925年生人，可谓生于战乱，长于战乱，半生都在战争岁月中狼奔豕突。关于战争，慷慨激昂，高大上位的叙事，多如流沙，特别是战争神剧，已使战争毁于战争。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战争，是战士记忆里的战争，经过时光的过滤与情感的冷却，渐渐还原回归到人与事的本质，也回归到对战争的反思。没有谁喜欢战争、流血、杀戮，战争更会使人性扭曲。作为具体到凌伯这样一个微小的个体，战争多半是个过于庞大的政治概念，他给作家所讲述的，是流离岁月另一面，小而又小，轻而又轻的细枝末节，是历史长河中那些浪花，乃至是浪花翻涌时的悸动与色泽。凌伯总共讲了六个战争中的小故事，时间集中在1951年到1953年，其时抗美援朝战事正酣，我还没降临尘世。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六个小故事的理解，在我眼里，就战争这个字眼而言，这六个故事是小的，就个体生命而言，这六个故事却是大的，大到足以充满每个主人公的骨头与血肉，俨然就是他们生命本身。

第一个故事是《相亲》，因战事突发，青壮年奔赴杀场，生死未卜，重视子嗣的家人，便应急似地为上前线的战士相亲成婚，防备万一身有不测，也可留下一脉香火，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简单美好里，透着感伤的气息，连这感伤的气息，也骤生骤灭，容不得当事人片刻流连。时年26岁的凌伯，也如此这般，有了一个叫赵银花的女人，礼物是一双袜子，且他们也就有了漫长的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倘若不是这样一场战争，倘若不是这样应急似的相亲，凌伯当是另有所娶，银花当是另有所嫁，两人不会在世间有一分交集。战争仿佛一个隐形巨人，是有手有脚的，它一推一转，就掌握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将赴前线的战士们，多半都如此相了亲，有了自己的女人。其中有个叫马玉清的，却以相亲之名，玩了双簧，临阵脱逃，开小差跑了。这个开了小差的逃兵，日后的命运，或好或坏，无人知晓。不知为何，我是偏私这个贪生怕死的小角色的，贪生怕死，是多数人的心性，凌伯如实讲了出来。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的调子里，有着被历史这个宏大词语遗忘和忽略了的小人物轻轻的节拍。

第二个故事，名叫《一号招待所》。故事发生在雪大如山的冬天的朝鲜半岛，一切都被深埋在厚厚的雪里，一号招待所也是。这个所谓的一号招待所，其实就是仅可容身的石屋，屋里铺有野草。因雪太厚，这栖身之所，便成了地洞般的所在。本来，是奉命开会的凌伯和一个小兵要住这个一号招待所的，却承让给后来的朝鲜友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友军，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友军。他们一先一后，似乎跪着爬进一号招待所住了一夜。1952年朝鲜战场大雪时节男女友军在一号招待所的一夜，就那么无痕无迹地过去了，像漫天大雪那么白，那么安静，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作家对这段文字的节俭，珍重，收敛，清洁与爱惜，使人觉得这个故事似乎都不成个故事，却令人万般难舍，似在地上，又在空中，亦梦亦幻，让读者与凌伯一样，仿佛于那大雪之夜，嗅到了某种香味。这战争里一缕香喷喷的味道，是肉身的味道，是性的，情的，爱的味道，它不光俘获了战场上的凌伯，也俘获了与战争无缘的后来的我。

第三个故事叫《尤高寿》，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一个的小兵。他本在乱世中过着他潦草的小日子，却因媳妇与本族尤姓长辈乱伦，气愤不过，杀人逃命，入了军营。人之常情，他是念及母亲的，母亲自然也是念及亡命天涯的儿子。部队开拔途中，尤高寿碎碎念念，都是想能再见母亲一面。有朝一日，到了一个叫平吉铺的地方，确也就是他的家乡，确也就在家乡的街市上见到了他的母亲，他怕被族人认出，头戴草帽，躲在街市一角，暗中悄悄看了母亲几眼，算是满了一个心愿。倘若那天路经老家平吉铺，母亲恰好没上街市，尤高寿的碎碎念念，也是落空了的。好在真是天遂人愿。1952年，尤高寿牺牲在朝鲜战场。这个故事，字字惊心，每个字都是痛的，也是烫的，使人不能受用，又不得不受用，读者便有了一种煎熬了。仿佛你是一块石头，作家是个石匠，拿着凿子，一下一下，凿在你身上和骨头上，冒着点点的火星。文字是极简极隐忍的，甚至是坚硬冷酷的，却让人无端软了下来。其中写尤高寿暗中悄悄见了母亲，对凌伯说，见一面是一面吧，就像一张大票子钱，换开了慢慢花。就是这样的文字，把人的眼泪引出来的。究竟，母亲是没见到破帽遮颜的尤高寿的，究竟，这是母子的最后一面的。战事的另一面，静悄悄的，静谧得仿佛连地上掉根针都可以听见，却也似惊雷阵阵，令人颤栗，令人不安，令人洞穿人性的至柔至暖，明暗动静，是一场内心世界另一场刀光剑影的一个人的鏖战，像是野兽身上的皮毛，是皮毛上的一块斑纹。这样一块斑纹，于战争而言是轻的，于个人而言是重的，举轻若重，举重若轻，让你提得起，却放不下。这是高手的路数。这让我记起吉行淳之介的一个短篇《父亲的年龄》，在文兄舒清的这篇新作里，少即是多，简即是美的那种节制、简约、安静、从容的气质，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个真是令人喜悦的。

第四篇叫《芦浦洞》，写一个尚姓军医和一个朝鲜女人有染的故事，是战场上常见的故事，没什么特别之处，事情发生在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作家着意写了尚姓军医送给朝鲜女人的几样物件，一盒扑粉，一条毛巾，一块香皂及盒子，另送了那女人一块降落伞布，让她做了裙子穿。这异常清贫的男欢女爱，当然成了异国私情的一些罪证。后来，朝鲜女人复来找寻尚姓军医而不得，后来尚姓军医亦牺牲在朝鲜战场，魂逝异乡。战争缝隙间短暂的人间烟火，爱欲私情，轻轻浅浅，灰飞烟灭，它们不会，也不可能保存在光荣的战争档案里，只能存在凌伯的回忆里，让作家用近乎冰冷痛楚绝情的文字，留下人的而不是战争的痕迹。

第五个故事，叫《黄杨扁担》，是一个叫黄生荣的18岁的四川女兵，被一个叫于荣生的担架兵抬着行军途中的故事。女兵的双腿被炸没了，于荣生帮她擦洗身子，洗衣裳，后来女兵给他唱了一首叫《黄杨扁担》的家乡小调，有思乡之情，也算是对于荣生的一份答谢，因除此之外，女兵没有什么可以答谢为她洗身子的这个男人了。时间是1952年5月，野花开得正好的时节。这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他们总共结伴走了三天，一百八十里地。分别时，黄生荣对于荣生说了一声“爸爸再见”，一切嘎然而止。没有惯常的悲情，没有泛滥的眼泪，没有多余的话语，一切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将一段离乱中临时的暖意，临时的亲情，呈现得如此深情，也如此贵重和神圣。贵重之感，和神圣之感，是读舒清文兄作品时常常自然而然生出的一种感触，是与当下别的小说相比较而生出的一种鲜明的感触。好像他的文字，是祭台上祭品，有着特别的气息、味道、意思和分量，使读者的心也不得不规矩起来，整齐起来似的。细视之，舒清文兄的笔触，往往落在细小柔软之人之物之事之情态上，摹写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一点光与色，性与情，动与静，有其一以贯之的静冷之色，清洁之感，使人动容，身心俱恸，感念唏嘘。在作家笔下，凌振方、马玉清、尤高寿和他的妈妈，尚医生、朝鲜女人、于荣生、黄生荣，都极少形貌描写，面孔模糊，却分明又触手可及，饱满有力。在作家不动声色的词语下面，实藏着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和他们的情感与挣扎。最后一节，写了凌伯天降好运，可以远离战场，回国学习，他孤独的狂喜，有罪的潜意识，以及火车呼啸着带着他跨过鸭绿江时幸存下来的他那满脸的泪水，使人相信生命与战争，是仇敌中的仇敌。作家以战争的侧面，呈现出人性的正面，给那些草芥般微弱的生命以悲悯与暖意。那些轻如草芥般的生命，他们不懂战争，他们死于战争，但他们在石舒清独特的战争文本中而得以长生。谷山俊太郎有一首诗，名字就叫《1951年1月》，时间恰好与舒清这个短篇遥相呼应——“我困惑，虽然我有坚强的肌肉和心，错综复杂迷惑我，关于进步和死亡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城镇爱情或云朵歌声，我想为它们而活着”。

（编辑：孟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