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伯讲的故事（石舒清）

摄影|Guiot Damien

我的邻居凌振方老伯，生于1925年，山西人，在宁夏生活工作了大半生。老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1949年以来种种运动，所以老人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就显得极富感慨。一墙之隔，老人常常习惯于到我这边来拉拉闲话。我的年龄差不多只有老人一半，经历更是少得可怜。对于喜欢写作的我而言，有这样一位老邻居，自然是难得的幸事。时间长没写东西了，虚度光阴总是不好，闲着也是闲着，且把老人讲过的，与抗美援朝相关的几桩往事，转述在这里吧。

相 亲

1951年元月，在河北晋县一下火车，干部战士的帽徽胸章就换了，换成了志愿军的帽徽胸章，一下子从解放军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家在华北一带的就赶紧给家里写信。我26岁了，离家没回也有6年了。我也立刻写了信给家里，说是要去朝鲜保家卫国了。

那时候大家的思想都很激烈很复杂，抗战多少年，解放战争多少年，一直在打仗，把蒋介石打败了，以为从此就不打仗了，可以回家过日子了。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就有很多家属来部队看自己的孩子。来见一面，送一送。不少家庭都带着羞答答的姑娘同来。是来送给战士们突击定亲结婚的。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回来，不知是生是死，先结婚给家里留下一脉香火吧。那一段部队上的气氛是很特别的，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年轻姑娘，让人领着，这里那里眼巴巴地找自己要找的人，就像匆忙出嫁的大姑娘慌里慌张地找着上轿的地方，就像羊一样叫人牵着，要到集市上去卖掉。每一个来的姑娘，男方的家里都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价钱的，不然人家不来啊，虽说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但是实打实落到自己头上就总是要想一想。结婚也简单，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聚上几天。如果可以说是集体婚礼，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集体婚礼了。当然大家都很低调，都是各结各的婚，先来的先结，后来的后结，互相之间不贺喜，不攀比。对于这一种突击结婚，部队领导不提倡，不干涉，一句话，默认，家属来了就提供吃住，想住就住着，不走也不催。虽说结婚是喜事，但总是有些怪怪的。就像肚子饱着，害怕下一次饿，就再吃一些再吃一些。因为接到信息总有个迟早，路总有个远近，事情总有个方便不方便，所以说虽然都说是结婚，但有的在一起时间长一些，有的只能短一些，还有的两个人在一起就过一个晚上，第二天部队就出发了。这还算好的，还有的，战士已经坐在火车上要走了，家人领着姑娘还在路上。战士常金城，父母双亡，姐姐疼他，领了个姑娘来见他的面，面是见上了，常金城在火车上要走了，姐姐领着姑娘才赶到，就那么一个把一个望一眼，就算是见过了，就算是把亲定了。在姐姐的努力下，姑娘红着脸把一双自己做的鞋垫从车窗里给了常金城，常金城一去没回来，他的最重要的遗物就是那双鞋垫。

说说我吧。我也是入朝前突击结婚的。

家里收到我的信，就火急火忙地拿着我的照片去赵银花家，把我家的一头小牛给了赵家，然后由我叔叔我婶婶领着赵银花，远路风尘到河北晋县来找我了。赵银花一见到我就一直让我看她的背子，就不转过来让我看。我婶婶给她使眼色把眼睛都使烂了。赵银花倒不是看不上我。她后来说她就是有些紧张，不知道她和我到底算是个啥关系。我命大命好，我和赵银花在一起生活了有六十年，不是去年她才走的嘛。赵银花他们今天来，第二天部队就出发去朝鲜，所以我们在一起也就数得来那么点时间，我是连队的司务长，当时我这种人应该是最忙的人，所以赵银花来那天我也不能陪他们，我让他们自己在部队上闲转转，我得去师部领物资。我一天跑了师部两趟。副连长李柏林、指导员张斌听说我结婚，从五里远的地方来看我，却没有等到我，赵银花和他们也没有一句话。在我领物资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了我，问我今天是啥日子，我说是啥日子，不是明天才出发么？他们就都笑起来，说今天是你结婚大喜的日子你乱跑什么，真是个死脑筋。又说我找的老婆是不是个哑巴，问十句不说一句。我说我问人家也不说。李柏林严肃地说，这不行，你要哄着人家说话呢，一句话不说算是结的啥婚？我叔叔婶婶把赵银花领到部队上来，脸上有些挂不住，在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在部队上不是一般的战士，是当官的，又管钱又管粮，怎么能不是官呢？一路给赵银花也灌输的这些话，赵银花后来给我说我婶婶一路说给她的话，一见面才发现没有几句是真的，按婶婶的说法，赵银花只要嫁给我，就可以说是一个官太太了。但是我和赵银花见面结婚，只给了她一双袜子做纪念，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一行三人返回老家的时候，好在婶婶感冒了，咳嗽得厉害，这倒免得她再说什么。赵银花说她穿着我给她的袜子，心里头倒是热乎乎的。赵家人不错，赵银花回去后不久，就去我家住了，把我的父母当她的父母伺候着，是我多大的福气啊。我在朝鲜给家里写信，总是要在信后面特别写几句给赵银花，这在我们那个地方还是少见的。传统上大家更习惯的是，给长辈的信和给老婆的信不能写在一封信里面，我这样写，就是要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感激，对她的情分，我要让家里知道这个女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和分量。有时候就是为了给赵银花写信我才给家里写信，虽然写给她的字要数起来没几个。

队伍出发前还发生过一些事，就比如有一个叫马玉清的，河北赞皇人，副连长，1945年参军，打仗不怕死，很勇敢，立过大功。他已经结婚了，入朝前，他妈妈带他媳妇来部队住了两天，然后他媳妇走了，他母亲还留着，问他媳妇怎么不住着走了，说家里有事呢。马连长很忙，白天做战士的思想动员工作，晚上还亲自站岗放哨。但是就在部队出发前一天，马玉清不见了，他母亲还去找领导要人，其实一家人唱的双簧戏，马玉清是开小差了。

1951年春，部队从河北晋县上了运煤的火车，保密起见，一周内吃喝拉撒都在火车上。到辽宁宽甸河口下车，晚上就跨过了鸭绿江。白天隐蔽在山沟里，晚上才走大路。一天夜里下雨，我们后勤组和自己的连队失联了，就和几个病号在一个小沟里寻到两间草房，也没有什么照亮，进去一摸炕上有人，我们就随便睡在地上，一觉睡到天大亮，这才发现炕上睡着的是几个死人。

我们在朝鲜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一号招待所

1952年大年之交，朝鲜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三尺厚。我活了快九十岁，碰到那样的大雪，说来也就那一次。世界上除了满眼的白，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颜色了。打仗啊什么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像仗不用打了，这么大的雪，还怎么打仗啊。雪花很大，有杨树叶子那么大，也密，没有风，就那么直落落地下来，就像天上出了什么事情，住不下去了那样。雪主要是夜里下，天亮不久就住了，雪肯定是下累了，也需要歇缓歇缓。差不多有一周时间，敌人不打一枪一炮，我们也不打一枪一炮，连飞机都不出来。战士们都议论说，敌人叫大雪压死了，飞机翅膀冻硬飞不起来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天早上，接到通知，让我去师部开会。这样的天气，可怎么出行？我带着一个通信员就出发了。雪快到胸部那里了，脚没有办法实踩到地上。通信员个头小，我走在前面，他跟在我后面，有时候被我落下一截，我还要等他，看他就像雪地上出来的一点木头桩子。在这样的雪地上走着，走多久也好像原地没动那样。说是走，其实也可以说是在爬行，两手要像划水那样不停地在雪上划拉着，手比脚还要忙的。十里路，从早晨八点出发到中午十二点，才走了一半不到。照这样走下去，天黑也未必能到，那就坏了，冻死在雪地里都没人知道。干着急没办法。通信员说，凌指导员，我们还是原路回去吧，这么着不敢往前头走。回是不能回去的。雪多的时候，就觉着世界上都是雪，雨多的时候，就觉着世界上都是雨。雪面上有数不清的针尖儿那样大的光，看着是白的，看着又是黄的，又好像还是红的，是红黑的，是黄白的，哗哗哗闪个不停，让人的眼睛刺痛，脑袋涨鼓鼓的。就是要撒尿，下面也不容易掏出来。就算是刚刚走过的地方，雪也会随时塌下来填住。当然走过人的地方再走肯定是方便一些，不然通信员那点小个头根本没办法在这样的雪里面走。他一边走一边吃雪，脸叫雪都糊住了，看他的脸就像受伤被包扎了那样。长话短说，后来我们看到远远的雪面上出现了几个黑点，就像谁远远扔在雪上面的几件棉袄似的。原来是通信兵出来查线，这就好了，我们就朝着他们的方向过去，然后循着他们来时的路走到师部去了，真好运气，天刚刚擦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随便吃了几口，师部管理股的陈股长就让勤务兵先带我们去休息，要求把我们带到一号招待所去。我一听一号招待所，心里动了一下。一号招待所，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是勤务兵说，一号招待所让大雪埋掉了，去哪里找呢？陈股长严肃地批评了他。我们就每人手拿一根钢钎，沿着山根边走边捅着，找一号招待所，雪到处埋得严实，连山好像也消失了，一捅时才觉得旁边是个山，不捅那么一下，就觉得山看起来也平展展的。夜色下来了，雪上罩了一抹夜影，好像和雪保持着一个距离。勤务兵走在前面，牢骚说，走走走，我不找了，让陈股长自己来找。我说还是我们好好找吧，你去找陈股长，陈股长又一顿批评你。我说就不找一号招待所了，随便找个能遮头蔽身的地方就可以了。正说着，只听扑通一声，就看见勤务兵滑入一个侧坑里去了。我为他担心着，却听到他在里头高兴地喊着说，找到了找到了，原来那就是一号招待所。像一个菜窖。我把洞口的积雪清理一下，里面铺着柴草。勤务兵让我们好好休息。我打量了一下一号招待所，连我的身子都站不直，也就睡两个人的样子，比乡村里看瓜人住的棚子可是差多了。这不是来比阔气搞享受的地方。休息要紧。通信员里边，我外边，枕着军帽，裹紧大衣，我们就睡了。还没有睡实落，外面又传来勤务兵的声音，让我们赶紧出来。这么大的雪，难道有什么情况么？我们戴上帽子赶紧爬上来。外面除了勤务兵，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一看那两个人就是友军。原来是要求我们把一号招待所让出来，让给两个友军住。人在想睡而不得睡的时候，心情往往是不好的。我想我们都已经住好了，这是弄的什么呀。但我毕竟是指导员，很快我的想法就变化过来，我用朝鲜语问候着他们，我说人民军军官好，我说人民军女同志好。两个友军，男的四十岁上下，显得很是干练英武，女的大概二十岁还不到，借着雪光的映照，真是好看，尤其眼神，在你的脸上随便地过一下，就可以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两位友军道过谢意，就一前一后下到洞里去了。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两手按着膝盖，一眨眼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被雪围裹着的大山在眼前，好像任凭怎么看，也无法一眼把它看尽。

后来我们顺着山根又找到一个小洞，里面没有柴草，把洞口的雪清理掉，我们就睡了。通信员很快就睡着了。我闭着眼睛听着这没有任何声响的夜，好像总是能嗅到一丝香喷喷的什么。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外面又在三三两两地飘着雪花子了。睡着了不觉得冷，醒来才觉得是很冷的。我和通信员就在洞前的雪地上使劲奔跳了一会儿，感觉身子才慢慢地暖和起来。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5期 】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

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编辑：孟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