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文学观察：宁夏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先导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王琳琳 

　　在讨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廓清“女性文学”的概念，厘清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的范畴分野，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与女性形象。 

　　狭义上的“女性文学”特指由女性作家创作、反映女性意识或女性经验的文学作品。广义上的“女性文学”涵盖了所有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探讨女性命运及性别议题的文学创作，包括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所以，男性创作的女性形象可归入广义的“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这里，以性别意识为核心、具有明确排他性及解构男性中心话语霸权特质的“女性主义文学”或“女性写作”不在研讨范围。我们研究的重点要倾向于探讨女性写作如何通过内倾化与私密化的叙事方式，重构女性经验与边缘记忆等情感独特性。“女性形象”，是指文学作品中由作者创造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女性形象呈现多元化的表征形态，既涵盖传统意义上的贤淑持家者，亦包含具备独立人格的职业女性等典型特征；既注重内在心理的细腻描摹，亦展现女性在家庭责任、社会角色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与演进历程；既包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亦通过对生育、疾病、衰老、欲望等身体经验的呈现，完成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多维度审视等。 

　　在讨论方向上，我们需明确女性写作是创作者的立场与方法；女性文学是该写作所构成的文本；女性形象则是文本内部被建构的性别符码与主体样态。由此，可从作家、文本、人物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的分析框架。首先，深入作家创作动因的内部，解析其倾向于女性书写的内在缘由，并着重分析因作家性别、生命经验等个体因素所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进而，聚焦于本文层面所呈现的创作动因，如女性形象常被视作“他者”，能折射权力、压迫、边缘化等普遍议题；女性经验往往关联情感、家庭、身体等“微观政治”领域，为深入挖掘人性深层提供有效路径；女性视角也常带来细腻观察、内向化叙事、多义性表达，从而增强文本张力；或可通过女性命运的刻画，展开对性别差异、传统伦理或现代性困境的审视等。 

　　对于讨论方法，我们需立足地域实践维度，以宁夏地域文学为具体案例，考察其中不同身份认同与精神姿态的女性群像，进而阐释地域女性文学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表达特质。不同性别的生活经验、社会角色、情感结构和文化处境的差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题材选择、叙事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以文学中的女性为切入点，探寻地域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是问题的缘起。研究可从农村和城市空间的对比中分析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特征；亦可以从农民、知识分子等身份展开探讨；还可从女性性格及主体意识的自觉反思等层面深入剖析。

　　平原与曹海英笔下城市女性形象的差异化风格 

　　郑梦瑶（宁夏大学202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都市和女性之间有着隐秘而深厚的联系。王安忆阐释女性与城市的关系：“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奇幻的城市因为女性的加入而变得更加魅惑诱人，魅惑的女性因为加入城市而使城市生活沉浸在奇幻且快速变化中。女性演绎着城市故事，她们为城市代言，但她们也成为了城市的浮光掠影，依次登场，��黯淡退去，却永不止息地纷至沓来。 

　　平原自幼随父辈移民宁夏，在城市环境中成长，并未感受到自身生活习惯与文化心理同城市生活之间存在隔阂。她在创作谈中强调：“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你刻意去表现，只要你尊重它、了解它，那么它的优秀基因始终会在你的生活中或明或隐，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不可忽略的创作来源》，《银川晚报》2016年8月24日）。 

　　著名评论家郎伟评价平原“是一个最能深切体验都市之纷扰的女作家”（郑福燕《论平原的文学创作》）。平原的笔触始终聚焦于都市女性的精神世界。她笔下的人物，如《镜子里的舞蹈》的易姝、《双鱼星座》中的朵拉，是消费时代背景下，一群在爱情、婚姻与自我价值中困顿挣扎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有着体面的职业，可能是报社编辑、作家或艺术家，生活在银川等宁夏现代化城市的空间里；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敏感、自尊且思想独立，内心对自由和诗意的生活充满向往。在消费时代，她们体验着现代化的便利，同时也在光鲜生活的背后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上的困境和割裂的生存现状之间的矛盾是平原书写的核心和重点，因而其笔下描写的女性，不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而是大胆糅合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特点，叙事视角多变，语言兼具诗意和批判色彩。 

　　同为宁夏70后女性作家的曹海英，塑造的女性形象则展现出与平原迥然相异的风格特质。曹海英倾向于刻画坚韧而犀利的都市底层女性，尤其聚焦于宁夏煤矿地区女性群体，其笔触更为坦诚与豁达。著名评论家白草曾评析其叙事风格“干脆利落、洒脱爽利，几笔即将一种形象勾勒出来，但又不完全是客观冷静、置身事外的”（《白草：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七人志》）。例如，《折叠桌上的猫》中生动描绘了矿区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以及她们身上所蕴含的生存智慧与不屈不挠的韧劲。该故事以矿区女性为核心，刻画其精明强干的性格与为提升家庭地位而步步为营的挣扎。“折叠桌”与“猫”的意象，共同构成了窥视这一封闭矿区世界中人情世故的窗口。曹海英笔下的矿区女性，亦被赋予智慧、勇敢与蓬勃的生命力。如《多多的春天》中的残疾少女，因身体缺陷被困于室内，仅能透过窗户观望外部世界。作品通过倒叙手法回溯卡布梁煤矿的往日点滴，流露出那片曾被视为“牢笼”之地，竟成为唯一精神归宿的复杂情感，体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独辟蹊径地将目光投向宁夏文学中常被忽视的都市女性书写，并对其中两种迥异的叙事路径进行了精妙对读。将平原笔下追求诗意却陷入精神困境的“知识女性”，与曹海英塑造的坚韧犀利的“矿区女性”并置考察，揭示了同一地域语境下多元的生存图景。不仅厘清了平原笔下女性在消费时代光鲜外表下，因自由向往与现实撕裂所产生的内在焦虑，也点明了曹海英笔下矿区女性在底层挣扎中展现出的智慧、洒脱与干练，及其扎根现实的生命强力。这种对比分析突破了单一乡土叙事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宁夏女性文学在城乡夹缝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与独特张力。 ——王琳琳 

　　让“贴着地面”的书写“穿透地面” 

　　王菲（宁夏大学2025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马金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勤快、隐忍，常居于叙事边缘，默默承受着生活最沉重的一端，却以惊人的真实打动读者。这种真实源于一种珍贵的内部视角——作家以三十余年的乡土经验，深情注视自己的群体。她们不是被观看，而是自我呈现，隐忍与顺从并非标签，是文化秩序中真实的生存形态，将读者带入原生而温热的生活肌理之中。然而，忠实再现也可能暗藏一种隐忧：当作家诚恳地将文化经验化为文学表达时，深嵌日常的性别偏见，有时会以“真实”的名义被一同传递。书写越逼真，就越可能在无意间复制那些本应被审视的权力结构，这让真实成为一把双刃剑。这种困境的背后，是性别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微妙的拉扯。通过作品的通读可以发现，一些女作家在表达深厚的文化认同时，会不自觉地包容传统男权意识，使女性觉醒的批判力变得柔软。这意味着，越是忠实地描摹文化的女性经验，就越可能将固有的性别权力关系一并复现。 

　　因此，对宁夏女性书写而言，真正的课题不是舍弃真实，而是为真实赋予一种理性反思的价值。这不仅需要忠实地记录，更需要自觉地反思；既要贴着地面行走，也要有穿透地面的目光——去照亮那些被日常化、自然化的性别规范，照亮以真实之名悄然流转的文化偏见。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隐约分出两条路：一条将女性意识隐匿于民族文化的颂扬；另一条是民族意识让位于女性意识的表达。而最富张力的书写，或许正在这两极之间，既不急于为文化辩护，也不简单与性别对抗，而是在文化与性别的交织地带，书写出更具张力，也更辽阔的人性图景。 

　　“贴着地面行走，也要有穿透地面的目光”这一观点展现出深刻的反思性与理论厚度。乡土文学创作中的主体自觉，以及女性书写中“真实”所蕴含的双重性，构成了尤为珍贵的思辨维度。当作家自认忠实于生活真实时，其文化经验却可能无意识地复制既有的性别偏见。因而，既不回避矛盾，亦不放弃探索，在多重经验的交织处书写更为广阔的人性图景，恰是创作中最具挑战性的历程。 ——王琳琳 

　　宁夏乡土文学中女性头巾上的蛛网与灰尘 

        宗思远（宁夏大学202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在宁夏这片风沙与干旱交织的土地上，人的生存本身有其独特的美学表现。日常环境中，女性习惯性佩戴头巾去劳作成为传统。一方廉价的方巾，既能是抵御风沙的实用工具，也可以是女性爱美天性的展现。它将女性的辫子、劳作的灰尘以及生活的蛛网紧密联结。直至今日，即便机械化耕作与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头巾已非劳作的必需，但这一朴素的符号依然被女性选择。这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宁夏乡土文学在书写女性时的独特气质——一种在“守成”中寻找美的生存诗性。 

　　宁夏的经济改革虽身处时代浪潮之中，但其乡土结构的改变却显得相对迟滞。这种深层的乡土精神流入文学后，塑造了宁夏乡土文学独特的女性书写品质。然而，若以现代城市视角审视，这种“守成”的文学气质似乎缺乏对女性命运的激烈反抗意识，甚至可以被误读为一种对苦难的粉饰。这种误读的背后忽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意识。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中个体的价值往往被视为家族延续的链条”。（《农民与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因此，相较于韩国作家韩江《素食者》中英惠那种为自我意识的守护而可以决绝的自我毁灭，或《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为反抗命运而挥刀向他者的激烈，宁夏乡土文学中依然存留着系戴头巾并持续进行生产劳动的女性，其自我意识便从城市意识中的反抗，回转到了乡土中生生不息的生存需要。她们的命运，更多是嵌套在家族发展的乡土叙事中，与家族兴旺有关的一切细微之事便成为了她们作为“母亲”角色的天然关注。 

　　宁夏乡土文学的精神，正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藏在女性头巾里。《诗经》中“体物察时”的气质，如《豳风·七月》细致记录蟋蟀的生命轨迹，宁夏作家在乡土中沥淘掉了城市高楼大厦的快速发展与激烈对抗，更为关注微观万物，于叙事中捕捉传统女性“各安其位”的生命热爱，这种书写不是对女性苦难的粉饰，而是对一种在艰苦大地上坚韧生存的诗学记录。它或许不是都市橱窗里追逐潮流的时尚单品，但在乡土视角下，它已然将美、劳动与生活紧密地编织在了一起，成为了一种沉默而蓬勃的生命诗学。 

　　以“头巾”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意象为切入点，精准地呈现了宁夏乡土女性的生存实态，并对其符号内涵进行了初步解读。虽借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家族本位”理论，将乡土文学中所蕴含的“守成”式生存美学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加以审视，然而对头巾符号与乡土文化内在关联的论证尚显不足。头巾如何在人物形象建构过程中，转化为女性乡土身份及其抵抗意识的表征？所谓“头巾诗学”所映照的生活现实，若能辅以相关文本案例进行佐证，则论述将更为充实有力。  ——王琳琳 

　　女性在日常中维系秩序与守护温情的本能选择 

　　汪紫卉 （宁夏大学202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在西海固苦寒的岁月里，一碗浆水、一坛酸菜，撑起了清贫日子里的温暖和希望。马金莲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的浆水与酸菜早已不再是单纯维系生计的食物，更成为乡土女性精神的具象载体。它们平凡、朴素、低调，却能在苦寒中发酵出独有的滋味，就如同西海固的女性们、这些普通的女人靠着一双双手，把艰难的日子一点点撑了起来，用日复一日的付出，把贫瘠土地上的有限资源转化为生活延续的力量，用朴素的劳动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让清贫的岁月有了温度。这种劳动绝非被动的生存妥协，而是女性主动介入生活，确证自我主体性的实践，是底层生命在困境中最坚韧、最动人的精神表达。这种以家庭为核心、以劳动为依赖路径的女性生存状态，在呈现乡土真实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将传统的性别分工自然化、日常化，女性的主体性仍然被框限于家族伦理内部，似乎从未真正离开灶台和庭院。然而，这种局限不是马金莲的盲点，而是她刻意选择的平视视角带来的真实质感，她不急于让人物“觉醒”，也不强行让人物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作品避免了概念化和说教感。那些在忍耐中坚守，在劳作中创造，将苦寒日子发酵出温暖滋味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宁夏乡土文学中极具质感的女性书写。 

　　以“浆水与酸菜”为叙事载体，细腻剖析了乡土文学中女性日常劳作的诗意呈现，进而指出“女性的主体性仍然被框限于家族伦理内部，似乎从未真正离开灶台和庭院”，这一判断极为客观地揭示了此类书写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即在确证女性劳动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不自觉地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等问题。小说中所蕴含的温情固然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然其本身并未指向结构性超越；倘若指出将此种温情升华为一种精神隐喻，则对文本的批判指向就更为深远了。 ——王琳琳

　　（编辑：贾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