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个代际文学作为现象讨论，源于焦循、王国维等人提出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思想，其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对朝代更迭与文化变迁之间交互作用的认知，即相信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文学随之发生变化，并映射在特定代际的文体与美学观念上。前现代时期的“代”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概念，从长度来说往往并不等同于一代人，而“文学”在此也没有被特别地赋予创新的责任或使命，只是呈现为形态的差异。当然，这种形态的差异之中，必然地暗含着文学的诸多创新。进入到现代以后，一方面时间观念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变得线性化了，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时间“加速”了，对于“日新月异”的想象愈加变得快捷而短暂，弥散到文学之中，人们对于不同代际之间文学的“新”与“变”形成了更加强烈的期待。这种期待，尤其体现在青年写作领域。
如何理解“青年”和“青年性”
对于青年写作时间化的理解，某种意义上窄化了“青年”原初的内涵——原本它可能并非仅仅注目于代际的流转，而更多指向于这种身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义。“青年”的生理年龄只具备生物学意义，甚至都无法防止他未老先衰的可能性，而在心理意义上的“青年”可能不会受限于年龄，正如同那首老歌所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就是说，创新、求变、突破并不是青年的专利，它应该属于一切有生命力、勇气与自由意志的人。所以，我想说的是，真正的青年写作是灌注着生命力的写作。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青年写作与整体语境问题》，谈到我们不能脱离语境仅仅在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内部将其孤立化。谈论青年写作，我们总是习惯在文学内部关注“青年性”的预设。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时代关于“青年性”的想象都同特定的语境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中国，青年议题是一个从19世纪末才开始进入到公共视野的话题，并在20世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青年”被视作革命、断裂与观念创新性的所在。是的，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青年世纪，从老大帝国中绽放出少年中国的璀璨之花，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总体性风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意味着辞旧迎新与革故鼎新，进而成为延至当下的文化无意识。基于此，人们才会对青年写作报以如此高的厚望，期待它呈现出迥异于前人的面孔、超擢于“影响的焦虑”，并且焕发出与某种“时代精神”相呼应的光华。然而，这种隐含着的青年崇拜思维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文学同生命与基本人性之间的关联，使得它不可能进行某种新陈代谢、斩钉截铁的简单进化，而是新旧杂呈的传承和演化。正如生命样态本身是流动变迁而又无法规划统一的，青年写作表现出来的也是多向度的参差生态，而不是单向度的目的论式的单一进路。基于从生命力角度理解青年，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对我们时代的青年写作做出判断。
写作者的勇气和生命力
一个写作者的生命力体现在他必然是真诚而不懈地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这也是为什么青年会被天然地视为充满潜能的原因，毕竟未濡染太多世故的心灵更敏感，也就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不会虚与委蛇地作伪。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的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诚与真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写作的起点。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人生和写作的终点。历尽千帆，经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依然不忘初心，不变得世故圆滑，认清生活的真相而依然保持热爱，那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这里涉及的是写作者的勇气，即他能够摆脱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桎梏，拥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自我。“青年”就体现在这种不断生成之中，它没有也拒绝被定型化、模式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生命和写作的活力所在。这个自我敞开心胸，敢于冲破既有的观念牢笼、冲击固化的思维框架、反思因袭的美学陈规，接纳生活与生命所赋予的一切，有着介入历史、参与创造的雄心与实践的能力。如果用叶燮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才、胆、识、力”的结合，也即天赋与后天训练的才华、突破传统的胆识、审美判断与独立见解、艺术构思与表达能力的融合，构成了一个写作者的创作生命力。
对于写作者来说，如何培育、涵养与呵护这种生命力尤为关键。我们时代的青年显然面对与经历的是不同于前代作家的语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的政治学色彩逐渐淡化，而同社会学、生理学和教育学更加深度地关联起来。曾经作为20世纪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回潮的语境当中，转化为退缩性和内倾性的亚文化。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得我们时代的青年写作者同五四青年、延安青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年以及改革开放初探讨人生之路的青年都有所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同样需要上下而求索，但是要寻找的是属于自己在新时代的道路。
我不想好为人师地跟青年写作者来指明这条道路，事实上也无此能力。身在历史进程之中的每个人，气质禀赋、背景教养、际遇机会都不尽相同，也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原则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都需要进行自我的锻造，在深入世界的过程中扩大创作视野。
“向内”与“向外”两条路径
就写作本身而言，我想，最为重要的不外乎“向内”与“向外”两条路径。“向内”是传承中的开拓，“向外”是生活实践中的创造。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是凭空而生的天纵奇才，都是在继承古今中西的传统中“接着说”。我想起近一百年前，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明确反对那种倚马千言、不加点窜的天才论。他说，“在艺术田地里比在道德田地里，我们尤其要讲良心。稍有苟且，便不忠实”，“学文如学画……临帖和写生都不可偏废”。所谓“临帖”和“写生”，其实就是一方面需要学习模仿前贤，另一方面则要身体在场地在现实中观察、思考、挖掘。
学习与模仿是写作者都要经过的阶段，但是如果仅仅是“照着说”，那就是失去了自我，无法建立起自足圆满的生命。之所以会有“影响的焦虑”，会有“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张力，恰恰在于写作者需要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我”，只有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才不会沦为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的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执有习得的技巧后，写作者也只有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之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创造出一个“我”。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最为独特的一点就是所面对的现实是多维度的，不仅有此前文论中所谓的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更有由科技与媒介新变所带来的虚拟现实的增殖与融合。这正如中国作协创研部署名文章《当前青年文学创作面临的几个问题》所说的，“文学本应具有强大吞吐吸纳能力和审美过滤机制，有包罗万象的容量，又有提炼升华的本领”。这个时候，身经体验、身觉体察、身感体悟的内容就尤为重要，它是在景观社会、二手经验、冗余信息充斥的社会中个体所不可移易、不可替代的生命价值所在。
毋庸置疑，文学在我们时代是一种相对无功利性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是最少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具有自由本性的事物。它当然具有我们习知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宣传等多种功能，然而最根本的它是一种同生命息息相关的行动。回到文学最素朴的层面，诸如名利势位等因素在这个领域相当稀薄，澡雪精神、涵养性情、沟通心灵、滋养生命，也许才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原初动力所在。青年写作者回到初心，也即是回到了生命力的源头，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荣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编辑：贾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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