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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有相逢,开年高分剧《山海情》何以引发广泛共情?

来源:宁夏文艺界   刊发时间:2021-02-10  

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山海情》,收官后豆瓣评分高达9.4分,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追捧,一跃成为2021年的爆款剧。近日,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山海情》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于这部在开年形成一种新的“电视剧现象”的作品进行深入讨论。可以说,《山海情》打破了这一题材创作中“固化”的呈现方式,书写了极具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主旋律扶贫剧”新篇章。

作为一篇“命题作文”的《山海情》,其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的人们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吊庄移民”等一系列途径脱贫致富,实现了“黄沙戈壁”到“塞上江南”的变迁。

接地气的故事引起共鸣

《山海情》首播后,人们纷纷产生共鸣。顺着电视剧里吊庄迁村、通电通水、种植蘑菇等情节联想到以前的回忆,找寻与以前的自己、父辈们经历的相似之处。这样的共鸣建立在对《山海情》呈现的时代和地域真实认同的基础上。作为一部扶贫剧,《山海情》并未带有“自上而下”的讲述色彩,而是立足群众的平民视角,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现实矛盾,十分接地气。

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每道工序都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精准把握每个环节中的细节。在贫瘠广袤的西海固、在黄沙肆虐的戈壁滩,每个角色的脸上都留下被风沙鞭打过的痕迹——粗糙的皮肤、纵横交叉若沟壑的皱纹,杂乱枯黄像植被的胡子,他们的“脸”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除却外形,大多数演员表演中的细节也彰显了自身与角色的高度贴合。刚到西北就因环境干燥流鼻血的福建干部陈金山,开会时自顾自挠着腿的村民,扒过火车一脸煤灰的张主任……电视剧于点滴细节中塑造了真实可信的乡村平民形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众津津乐道的方言。播放平台发布了方言版和普通话版《山海情》,但是观众在网络上纷纷“友情提示”其他观众,“一定要看原音方言版!”方言一直都是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重要呈现方式,也是“地域美学”的重要载体。对于一部讲述宁夏西海固戈壁滩故事的影视剧来说,方言的缺少只会成为它的缺憾。当西北官话一响起,西北的那片土地、那些人虽未见影像便已在心中有了模样,平面的角色瞬间有了精气神、立体了起来、生动鲜活了起来。在《山海情》中,方言亦宛若一味调味剂,为这深埋在贫穷中、泛着西北苦味的故事增添些许笑意和温暖。马喊水操着西北话,陈金山一口闽南语,承包着《山海情》中的许多笑点。于是乎,西北话与闽南语的碰撞也成了《山海情》的看点和亮点。

不同于传统扶贫剧在现实矛盾的呈现上避重就轻的基本套路,《山海情》的编导们并不避讳现实矛盾的呈现,毫不掩饰地揭示贫穷所滋生的各种社会痛点和难点。马得宝外出打工,误入毫无安全保障的小煤窑,受伤后受到煤老板的驱逐;白老师的学生未满16周岁却被家庭要求退学打工;企业好心捐赠的电脑甚至无法开箱,因为没人会用……这些曾见于社会新闻中的问题不加修饰地被表现,应当说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钟惦棐先生说过:电影不搞现实主义就会脱离观众。同样,电视剧不搞现实主义也同样会脱离观众。为了赢得更大层面的观众,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深入生活,关注老百姓的疾苦,直面现实,直面矛盾,让观众看到真实的困难群众的生存状态,如此方可引起跨地域跨时空的共情共鸣,建立起共同体美学。

真情实感触发广泛共情

在各种类型电视剧“卷”起的市场中,脱贫攻坚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范围比较狭窄。其画面上多以粗布麻衣的农民为主体,脱离都市剧的“时尚”气质、脱离古装剧的“唯美”气质,往往与年轻观众群体产生审美上的差距,很难引起他们观看的兴趣。不少观众也为人物脸谱化、台词口号化、桥段符号化的扶贫剧贴上了说教、煽情的标签。

《山海情》不同于传统的扶贫剧,许多观众看了第一集就停不住地一集一集追下去,看完结局后仍意犹未尽,甚至询问着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第二季。如此效果,离不开情节节奏快、情节密度高的安排。尽管《山海情》故事情节本身冲突性并不强,但仍旧让观众达到了“沉浸式”的感官高峰,这更多还是依靠剧中每个背朝黄土戈壁的角色的塑造——每一个演员都向着角色贴近贴近再贴近。当然,更重要的,仍然是真情实感及其“不违和”的传递和表达。

《山海情》主创团队扎根人民和生活,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采访,亲历者鲜活的群体记忆和个人经历冲击着他们的心灵,在创作中拍出真情实感,触发了广泛的共情。因此《山海情》不仅仅是在阐述一个地区的物质发展历程,更聚焦放大其中的“人”。它将国家建设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以个体经历、情感为叙事基点,于“生活流”般平凡、琐碎的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细腻、朴素的情感。当不甘成为贫穷牺牲品的水花收到初恋身上所有的钱与嘱托;当朴实无奈的乡村老师带领孩子们高声唱出《春天在哪里》;当被自责与愧疚折磨的得宝看到失踪归来的尕娃……沉浸在角色的经历和情绪中的观众,生而为人的各种情感在一点点细节积淀中最终喷薄而出化为眼眶中的温热。

《山海情》的情感力量不仅震颤着亲身参与国家建设的祖辈父辈,由于主角们都是乡土中国中的年轻人,这段扶贫史亦可看作是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史、情感史,从而获得了年轻群体阶层的认同。

如果说单是角色们的情绪、情感激发观众普遍的共情,这是不够的。通过一系列的扶贫工作,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最终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层面的国族情感。那是一种隐匿于宽厚温润的西北话之中、潜藏在起起落落的尘土之下艰苦奋斗的生命韧性;是存在于东西协作扶贫两方、镌刻在闽宁镇名字中的合力;是渴望改变命运、实现富强的美好期望。

2021年1月,电视剧《装台》也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最根本原因就是电视剧把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小人物,真实地表现了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的状态。这体现了一种电视剧创作应该眼睛向下、更加关注小人物的创作视角。相比之下,一些脱贫剧创作者从未走近真实脱贫群体的内心,摆脱不掉精英视角,缺乏真情实感的描摹,因此也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同。

寻根之旅彰显思辨性主题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被“固化”在回望贫困之态、凸显扶贫之难、激发脱贫之志上下功夫,生动诠释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意义和艰难过程。一些扶贫剧常常满足于此成为政策的“宣传片”,缺乏思想性,难以令人信服。一部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共情,令观众为之动容的扶贫剧应当以其立场和深刻的思想性彰显题材深度。《山海情》不仅仅单纯地宣传政策,讲述时代的变迁,还饱含着更为深切的考量。

扶贫是国家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关键一步。《山海情》中众人脱贫这一案例也是闽宁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其间,无论是种蘑菇还是搬迁的矛盾,其根本上是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

在剧集最后,这一思考得到强调。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多番纠结之下,为了年轻人更好的发展,同意参与整村搬迁工作。而2016年,年轻一代的“逃家”与开篇主角们逃离涌泉村的画面相呼应。这一相似的行为瞬间打通了当下与过去二十年的时光隔阂。父辈们重回涌泉村,于青山远眺,满眼皆是扶贫攻坚的成果。而子辈们“逃”回涌泉村,极目远眺,这一幕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可以说,《山海情》电视剧既是一次扶贫攻坚的现代化之旅,也是一次具有思辨性的寻根之旅。不过,现代城市中人们物质生活充实精神生活匮乏的矛盾又岂是一次寻根之旅能够化解的呢?其实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要给观众以希望。但是,这种希望不是廉价的希望,而是一种基于真实生活的希望。可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但是它的底色和基调必须是现实主义,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水中月镜中花。《山海情》坚守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展现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人事变迁,又关切了当前社会中的现代人,建构起扶贫题材电视剧的美学新范式。

《山海情》自始自终坚持了一种真实的、有毛边的、有缺陷的现实主义。允许缺陷存在,无需避讳真实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发广泛共鸣;允许缺陷存在,得以摆脱“扶贫英雄”式的塑造方式,挖掘每个不完美角色内心深处的情感,获得社会各个圈层的共情;允许缺陷存在,得以挣脱“宣传片”式浮于表面的表达,勉力作出深刻的思考与认识。毕竟,凡是现实性,都有局限性。然而相对地,也才有变革和奋斗,才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作者简介: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编辑:王嘉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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