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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点亮的魂魄 ———李进祥 《亚尔玛尼》 解读

来源:《民族文学》,2019年第2期   刊发时间:2019-06-14   作者: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苏 涛

李进祥总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话语将一种传统与时新、消亡与蓬勃、虚妄与真实并置在一起。在他犀利的洞察中,所谓现代文明的发展或社会历史的进步总是布满褶皱和裂纹,这尤其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无论是《孤独成双》还是《拯救者》无不如此,而新作《亚尔玛尼》的问世则将李进祥的文学创作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叙述的同时,他的诸多作品似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各自的“影子”。可以说,这部长篇是李进祥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串联起作家之前创作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写作的疆域,并通过对六指这一人物的爱与悲悯传达了一名有良知的作家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他将自己充满痛感的凝望以及丰沛的愁绪都收容到那个凋敝的亚尔玛尼;某种程度上而言,《亚尔玛尼》的写作是李进祥文学情感的一次释放,同时也是一次对自己身心的“苛难”,他从文学写作的“浅水区”游向“深水区”,绘制出一幅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心灵流徙图,完成了对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人的灵魂何处安放的追问与省思。

当李进祥跨入知天命的人生关口之时,他以《亚尔玛尼》完成了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检阅和梳理;更为重要的是,李进祥踏入到乡土中国的细部,在爆裂无声、万物沉默的《亚尔玛尼》中,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现时与历史、魔幻与现实不动声色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乡土生活的时代侧影。

小说主人公六指在阔别36年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亚尔玛尼,除了无从考证的村名没有变化之外,过去记忆中的村子已然面目全非。房子破败无人居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亚尔玛尼成了活脱脱的一个死村。和亚尔玛尼的现状相似的是,六指的人生也陷入绝境。妻子吴芊芊、管家周逸飞、女儿刘俐,以及女婿李翻身都认定六指有病,并合伙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原为一家之主的他在城市已无容身之所,有家不能归的他只身逃到了亚尔玛尼。在李进祥的笔下,亚尔玛尼显然不单是一个凋敝荒芜的村庄,更是一个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一样的文化隐喻。费劲千辛万苦进入城市却又从城市逃离,六指在从城市到农村的归去来兮间早已是遍体鳞伤。妻子的嫌弃与背叛,女儿女婿的轻视与算计,儿子沉迷于虚拟世界的佛系人生都将六指逼向了死角。六指对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恐惧,如同鲁迅笔下“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所揭示的”,六指被困在无物之阵的人性的围剿之中。当他回到亚尔玛尼后,在土地上早已不见人的踪影,坚守的只剩下了动物。因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大量对动物的描写,这是整部作品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核心点。李进祥对土地的情感是真实和有体温的,与一般批评家视野里作为研究对象的“土地”不同的是,在李进祥这里,土地和乡村从来不是他所单纯描写的客体,而是他作为一名作家所一直坚守的,是他的写作得以存在和延展的精神起点,因而他才会持续不断地凝视那些被忽视的景致。而在我看来,对风景和动植物的视而不见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之一,对工业和技术的迷恋,对人类自身欲望的过分强调和追求,都使得人类失去了对生态文明应有的关注和敬畏。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则在作家笔下呈现为一派冰冷机械的灰沉色调,六指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居然没有见过月亮,何其荒诞的现实主义。

这种荒诞感从六指的出生起就贯穿于整部小说。在塑造这一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时李进祥采用了诸多现代派的手法,把潜意识、魔幻现实等手段综合运用。小说主人公从一开始就在身份认同上异于常人,六指的姓名来自于生理上与他人不同的特点;此外,他很晚才学会像人一样说话、走路,以致他曾自认为自己是一只羊。不仅如此,村里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会把邪祟带到亚尔玛尼的怪胎,这颇与韩少功的《爸爸爸》有某种历史的倒错感,也同时赋予了六指这一人物形象某种深刻的寓言色彩。而六指自我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及其找寻过程的焦虑在小说中屡有体现,这支撑起了这部小说一个内在的结构和隐含的叙事线索。他的父亲黑鹰是一个羊把式,母亲是一个哑巴,而随着故事的进行,读者发现事实上六指对他的生身母亲无从知晓。在六指一系列交织于现实和回忆的闪念中,对母亲的呼唤实际上构成了李进祥寻根的文学诉求。无论是对六指爷爷的讲述,还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片段式的回溯,李进祥在《亚尔玛尼》中试图涵盖的历史容量和精神体量都具有潜在的史诗追求。尤其是小说中穿插着大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诸如长虫复仇、圣人与鸽子、黑姓人与狼孩、乌鸦引火等,这些“小故事”无论是对小说主旨表达的推进,还是艺术格调的丰富性上都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将自己的文学资源返回到民间的思维和智慧之中,其背后隐藏和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而正是这些立足于传统的文化之根才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民族的史诗,其中隐约可见陈忠实《白鹿原》与阿来《尘埃落定》的“魅影”。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李进祥的创作有着深深的“根”的意识,他对大时代变迁中的沉重极为敏感,他以移民搬迁为切入口,在个体命运的关照中有薄凉的痛感,更有爱与悲悯的呼告。

此外,村里的榆树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象征,蕴含着李进祥国民性反思的批判意识。那棵榆树上面不仅吊死了父亲黑鹰,还有很多可怜可叹的短命女子。家庭暴力、对女性的人格歧视、基层权力的滥用、刘瘸子的性压抑、愚昧村民的舆论暴力,所有这些共同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女性命运的悲剧之网。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李进祥之前作品中充满诗意的女性书写,《亚尔玛尼》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多了惨烈的光。荞麦的家人为了得到彩礼,不惜牺牲掉她的幸福;刘满福的婆姨结婚七八年没有生养,为了挽回农村女性的尊严,她通过与刘瘸子发生性关系生养孩子,事情败露后被又打又骂的她选择了自杀;马德仁的妻子刘梅花,耐不住丈夫习惯性的家暴终也以自杀结束生命;杨小林带回来的鱼儿,在传统宗法制文化的压迫下从人间消失,鱼儿的形象和《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在命运轨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李进祥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轨迹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精神伤害触目惊心的诊断,人性恶的隐蔽力量成为戕害女性命运最大的帮凶。

对小说内蕴进一步的开掘还体现在刘瘸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刘瘸子因为身体上的残疾一直都没有结婚,当他和阿Q一样意识到需要和女人睡觉以证明男人之为男人的合法性后,他开始行动起来。但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刘瘸子和阿Q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力。阿Q没有权力,所以他只能将意念投射到吴妈身上,而刘瘸子借助分粪的权力,则在言语和手脚上行使着逾矩的“特权”,更是直接造成了刘满福妻子的悲剧。特别是当他在乱棍下的时候不但没有哀求,而是大笑说他有后了,读到此处一种压抑的悲凉决堤般喷涌。小说中所展现出的无论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消解,六指家人对六指“病人”身份的确认,还是刘瘸子对女性的侵犯,无不是某种权力话语对弱势方的“规训与惩罚”。李进祥以六指这一“边缘人”的命运为切入点,聚焦于生态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记忆,他们回不去的家乡在模糊与清晰的交替中标记出令人心酸的乡愁。和那些暧昧不清、矫揉造作的乡土挽歌比起来,《亚尔玛尼》所凸显的文学品质,所蕴含的温度、呼吸和痛感是有骨骼,有血脉的。这同时也离不开作家的城市生活经验,李进祥在距离亚尔玛尼最合适的时间与空间找到了最佳的表达方式。

而说到表达方式,小说《亚尔玛尼》无疑是一部“多声部”的“复调小说”。李进祥在进入主人公六指的心理世界时,频繁地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之间来回地自由切换,从而形成了作品中有趣的“多声部”表达。在《亚尔玛尼》中,主人公六指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客观对象,是作者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传达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同时是自我意识的主体。在李进祥展示六指人物命运的同时,六指自己也在思考和言说着自己的处境,甚至有时会重复作者的表达,从而构建了一种复沓和紧张的艺术氛围。六指不但是被表达者,同时他自身也是表达者,更是对话者:他与作者对话,与读者对话,与自我对话。这种看似形式上面的探索,其背后则是主人公被赋予了一种更为复杂难测和矛盾挣扎的性格特点。李进祥看似“打破”了小说叙事的某种完整性,实则将六指这一人物形象内心的破碎感及其与社会的疏离感进行了艺术化的深刻呈现。

小说结束于一片充满神迹的火海,浴火重生的用意精深,那是李进祥借助神性与信念的力量所做的最后的救赎。“凤凰能浴火重生,村子能重生吗?”火把已经被点亮,但愿六指的魂魄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民族文学》,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涛,回族,1985年生,文学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叶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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