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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侧面,人性的正面——读石舒清新作《凌伯讲的故事》

来源:宁夏文艺界   刊发时间:2018-09-28   作者:吟泠

忙于谋生,刻意看文兄舒清的作品,确也不多。从《果院》《清水里的刀子》到《连襟》及《凌伯讲的故事》,可以感到作家在取材与视角上的开拓与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个人所期待和喜欢的,始于西海固,止于西海固,起止之间,又不局限于西海固,这也是一个作家自我突破的需求吧。凌伯是1925年生人,可谓生于战乱,长于战乱,半生都在战争岁月中狼奔豕突。关于战争,慷慨激昂,高大上位的叙事,多如流沙,特别是战争神剧,已使战争毁于战争。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战争,是战士记忆里的战争,经过时光的过滤与情感的冷却,渐渐还原回归到人与事的本质,也回归到对战争的反思。没有谁喜欢战争、流血、杀戮,战争更会使人性扭曲。作为具体到凌伯这样一个微小的个体,战争多半是个过于庞大的政治概念,他给作家所讲述的,是流离岁月另一面,小而又小,轻而又轻的细枝末节,是历史长河中那些浪花,乃至是浪花翻涌时的悸动与色泽。凌伯总共讲了六个战争中的小故事,时间集中在1951年到1953年,其时抗美援朝战事正酣,我还没降临尘世。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六个小故事的理解,在我眼里,就战争这个字眼而言,这六个故事是小的,就个体生命而言,这六个故事却是大的,大到足以充满每个主人公的骨头与血肉,俨然就是他们生命本身。

第一个故事是《相亲》,因战事突发,青壮年奔赴杀场,生死未卜,重视子嗣的家人,便应急似地为上前线的战士相亲成婚,防备万一身有不测,也可留下一脉香火,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简单美好里,透着感伤的气息,连这感伤的气息,也骤生骤灭,容不得当事人片刻流连。时年26岁的凌伯,也如此这般,有了一个叫赵银花的女人,礼物是一双袜子,且他们也就有了漫长的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倘若不是这样一场战争,倘若不是这样应急似的相亲,凌伯当是另有所娶,银花当是另有所嫁,两人不会在世间有一分交集。战争仿佛一个隐形巨人,是有手有脚的,它一推一转,就掌握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将赴前线的战士们,多半都如此相了亲,有了自己的女人。其中有个叫马玉清的,却以相亲之名,玩了双簧,临阵脱逃,开小差跑了。这个开了小差的逃兵,日后的命运,或好或坏,无人知晓。不知为何,我是偏私这个贪生怕死的小角色的,贪生怕死,是多数人的心性,凌伯如实讲了出来。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的调子里,有着被历史这个宏大词语遗忘和忽略了的小人物轻轻的节拍。

第二个故事,名叫《一号招待所》。故事发生在雪大如山的冬天的朝鲜半岛,一切都被深埋在厚厚的雪里,一号招待所也是。这个所谓的一号招待所,其实就是仅可容身的石屋,屋里铺有野草。因雪太厚,这栖身之所,便成了地洞般的所在。本来,是奉命开会的凌伯和一个小兵要住这个一号招待所的,却承让给后来的朝鲜友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友军,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友军。他们一先一后,似乎跪着爬进一号招待所住了一夜。1952年朝鲜战场大雪时节男女友军在一号招待所的一夜,就那么无痕无迹地过去了,像漫天大雪那么白,那么安静,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作家对这段文字的节俭,珍重,收敛,清洁与爱惜,使人觉得这个故事似乎都不成个故事,却令人万般难舍,似在地上,又在空中,亦梦亦幻,让读者与凌伯一样,仿佛于那大雪之夜,嗅到了某种香味。这战争里一缕香喷喷的味道,是肉身的味道,是性的,情的,爱的味道,它不光俘获了战场上的凌伯,也俘获了与战争无缘的后来的我。

第三个故事叫《尤高寿》,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一个的小兵。他本在乱世中过着他潦草的小日子,却因媳妇与本族尤姓长辈乱伦,气愤不过,杀人逃命,入了军营。人之常情,他是念及母亲的,母亲自然也是念及亡命天涯的儿子。部队开拔途中,尤高寿碎碎念念,都是想能再见母亲一面。有朝一日,到了一个叫平吉铺的地方,确也就是他的家乡,确也就在家乡的街市上见到了他的母亲,他怕被族人认出,头戴草帽,躲在街市一角,暗中悄悄看了母亲几眼,算是满了一个心愿。倘若那天路经老家平吉铺,母亲恰好没上街市,尤高寿的碎碎念念,也是落空了的。好在真是天遂人愿。1952年,尤高寿牺牲在朝鲜战场。这个故事,字字惊心,每个字都是痛的,也是烫的,使人不能受用,又不得不受用,读者便有了一种煎熬了。仿佛你是一块石头,作家是个石匠,拿着凿子,一下一下,凿在你身上和骨头上,冒着点点的火星。文字是极简极隐忍的,甚至是坚硬冷酷的,却让人无端软了下来。其中写尤高寿暗中悄悄见了母亲,对凌伯说,见一面是一面吧,就像一张大票子钱,换开了慢慢花。就是这样的文字,把人的眼泪引出来的。究竟,母亲是没见到破帽遮颜的尤高寿的,究竟,这是母子的最后一面的。战事的另一面,静悄悄的,静谧得仿佛连地上掉根针都可以听见,却也似惊雷阵阵,令人颤栗,令人不安,令人洞穿人性的至柔至暖,明暗动静,是一场内心世界另一场刀光剑影的一个人的鏖战,像是野兽身上的皮毛,是皮毛上的一块斑纹。这样一块斑纹,于战争而言是轻的,于个人而言是重的,举轻若重,举重若轻,让你提得起,却放不下。这是高手的路数。这让我记起吉行淳之介的一个短篇《父亲的年龄》,在文兄舒清的这篇新作里,少即是多,简即是美的那种节制、简约、安静、从容的气质,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个真是令人喜悦的。

第四篇叫《芦浦洞》,写一个尚姓军医和一个朝鲜女人有染的故事,是战场上常见的故事,没什么特别之处,事情发生在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作家着意写了尚姓军医送给朝鲜女人的几样物件,一盒扑粉,一条毛巾,一块香皂及盒子,另送了那女人一块降落伞布,让她做了裙子穿。这异常清贫的男欢女爱,当然成了异国私情的一些罪证。后来,朝鲜女人复来找寻尚姓军医而不得,后来尚姓军医亦牺牲在朝鲜战场,魂逝异乡。战争缝隙间短暂的人间烟火,爱欲私情,轻轻浅浅,灰飞烟灭,它们不会,也不可能保存在光荣的战争档案里,只能存在凌伯的回忆里,让作家用近乎冰冷痛楚绝情的文字,留下人的而不是战争的痕迹。

第五个故事,叫《黄杨扁担》,是一个叫黄生荣的18岁的四川女兵,被一个叫于荣生的担架兵抬着行军途中的故事。女兵的双腿被炸没了,于荣生帮她擦洗身子,洗衣裳,后来女兵给他唱了一首叫《黄杨扁担》的家乡小调,有思乡之情,也算是对于荣生的一份答谢,因除此之外,女兵没有什么可以答谢为她洗身子的这个男人了。时间是1952年5月,野花开得正好的时节。这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他们总共结伴走了三天,一百八十里地。分别时,黄生荣对于荣生说了一声“爸爸再见”,一切嘎然而止。没有惯常的悲情,没有泛滥的眼泪,没有多余的话语,一切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将一段离乱中临时的暖意,临时的亲情,呈现得如此深情,也如此贵重和神圣。贵重之感,和神圣之感,是读舒清文兄作品时常常自然而然生出的一种感触,是与当下别的小说相比较而生出的一种鲜明的感触。好像他的文字,是祭台上祭品,有着特别的气息、味道、意思和分量,使读者的心也不得不规矩起来,整齐起来似的。细视之,舒清文兄的笔触,往往落在细小柔软之人之物之事之情态上,摹写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一点光与色,性与情,动与静,有其一以贯之的静冷之色,清洁之感,使人动容,身心俱恸,感念唏嘘。在作家笔下,凌振方、马玉清、尤高寿和他的妈妈,尚医生、朝鲜女人、于荣生、黄生荣,都极少形貌描写,面孔模糊,却分明又触手可及,饱满有力。在作家不动声色的词语下面,实藏着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和他们的情感与挣扎。最后一节,写了凌伯天降好运,可以远离战场,回国学习,他孤独的狂喜,有罪的潜意识,以及火车呼啸着带着他跨过鸭绿江时幸存下来的他那满脸的泪水,使人相信生命与战争,是仇敌中的仇敌。作家以战争的侧面,呈现出人性的正面,给那些草芥般微弱的生命以悲悯与暖意。那些轻如草芥般的生命,他们不懂战争,他们死于战争,但他们在石舒清独特的战争文本中而得以长生。谷山俊太郎有一首诗,名字就叫《1951年1月》,时间恰好与舒清这个短篇遥相呼应——“我困惑,虽然我有坚强的肌肉和心,错综复杂迷惑我,关于进步和死亡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城镇爱情或云朵歌声,我想为它们而活着”。

(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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