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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读后

来源:宁夏文艺界   刊发时间:2020-07-14   作者:白草

写一部反映海原大地震的小说,是石舒清多年的愿望。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这件事情大概只能由本地作家来做了,倘能最终完成,也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土的一个交待。后来又知道他在四处收集资料,尤留意于幸存者的口述。有一段时间内,印象中似乎他特别专注于资料方面。记得有次打来电话问,1920年12月16日这天,鲁迅在干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除了知道鲁迅日记中“夜地震约一分时止”这句外,我并不比他了解得更多些。就阅读过的多种鲁迅年谱和传记,其中关于鲁迅当天的行止记载,亦未提供详细信息。因而茫然无以应对。现在,这部名为《地动》的小说终于面世了(载《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2期)。臆想中作者曾面对了一大摞资料,阅读,剪裁,提炼,其间辛苦之状,或难备述。我问过作者:写作时间很长吧?回答殊出意外:不足一月,就写成了。

看来资料只是一个辅助因素。地震这一事件被作家列为写作计划,自那时起,于多年的体验、想象中,此事件渐次化为种种形象,成为别一种世界。原来他在等待,等那一世界自然长成,等那些死者和幸存者从废墟里爬起来,然后为他们轻拂脸上的尘土;他依然在等,等那一世界中的受难者骨肉丰满、生命充溢,再将小说推出。故而与其说他在寻找资料,倒不如说他在使自己的体验更其充足、想象更其开阔。写作过程中或许有苦痛,有愉悦,自进度一面而言之,大体上是顺利的,一气呵成,生气贯注。

地震不好写。大震无故事。就如《本地的事·袁家窝窝》一节中所写,大地震中并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可讲的。死人不说话,幸存者讲述及经验其实多有雷同。那么,作家有权化身为多个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设身处地,代替他们陈述那十几秒、几十秒灾难时刻的相同感觉——那一刻,“死是必然,活是运气”;那一刻,“一切死物都要活了,一切活的都要死了”;那一刻,人都会产生一种“荒诞的感觉”,生死之间来来去去、真真假假,死亡反而不那么令人害怕了;那一刻,夷平的废墟中蠕动着的人好似游魂一般,而天上的月亮则如纸片一般飘浮着,失了方向。《本地的事·太阳黑子》一节,叙述者代替了幸存者去感觉,“感觉很多声音被震得从耳朵里飞出来,感觉别的都是活的,就自己是死的。感觉地就像马车一样……感觉自己和飞不脱的麻雀一样。……感觉什么就是什么……从来没有过那样多的感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在整个文本中所占比重甚微,只是于叙事进程中,浓墨重彩地涂抹了几笔。

将地震置于日常生活中来写,这才是《地动》艺术上的非同寻常之处。小说整体氛围上,当然笼罩着、弥散着一种极度不安的气息,但小说因其自身视角多样和视野宽广,即使偶然写到一些惨烈场景,有如吴尔夫所说,不过分强调或激动,自会吸引读者跟着阅读下去(《普通读者》)。地震中怎能没有惨象;即便通过写日常生活来写地震,其惨象又如何不激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然而,在石舒清这里,他恰恰把那种令人不适的反应,巧妙地变幻、移置为某种阅读吸引和心灵呼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岔河》(初次发表时名为《底片》)中不乏残酷场景,仍然诱使着人读下去。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说过:艺术中的鲜血,没有血腥气(《散文理论》)。这是一种分寸感,石舒清凭自己内在艺术感觉,把握住了。

平静从容、张弛有度地描写日常生活,于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下子写到了地震,看似突然,实则自然。阅读过程中,有时让人忘了这是在读一部写地震的小说,有时又诧异作者是不是忘了他在写地震。生活系常态,地震这种极端情境则为变数。《远处的事·昝学武》写一对小夫妇,燕尔新婚,其乐何如,偏是那不知足的丈母娘作怪,从中生事,生出种种小曲折,读来令人兴味十足;当看到小丈夫悄悄寻见新娘,俩人慌慌地手拉手往家跑,要去做那甜蜜之事,猛可间觉出不对劲来,作家忘了他的主题吗?至结尾引用一小段文献,中有地震时“某夫妇被压粘连一片”云云,始则恍然于作者结穴之巧,终则让人不得不停顿下来,三致叹息。在小说整体中,地震有时是突发事件,有时是背景,有时更是远景,它与丰富多变的生活之间,构成了一与多的关系,又使得作品主题明确、内涵丰盈。

石舒清写地震,其实就是写人性,写人的命运。人性具恒常性;无论平和环境中,还是某种极端境地里,人性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异。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极端事件及其情境中,人性会在两极处格外地展示其自身。一极是良善,它较之于平日,要更单纯,因而也更坚定。那个头戴狐皮帽子的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在坟墓一般的县城,目的就是要招来狐皮帽子主人的后人,以便告诉乃父死信,因这主人曾替他的父亲解过危、济过困。须知,当此大难之际,这人首先该想到自己家人,该奔回自己家救其亲人,于伦理上无可谴责之处,但他未加思虑,即刻上路寻找(《本地的事·狐皮帽子》);还有那个强势的、善经营的瓷厂老板娘,发话任由人拉走瓷缸、以充棺材,拉完为止,“这样的时候,钱是个啥”(《本地的事·郭凤菊》);还有那个长工,——虽名为长工,寄身主家,与主人的关系处得“像老哥弟兄”,大震掩平了主人全家,只余一吃奶婴儿在废墟上舞着小手大哭。这长工“向着这一时喑哑的世界做了保证”,只要自己活着,就把孩子养大(《本地的事·老井》)……此处由于外力挤压,人性反而晶莹,透亮,无杂质纤尘,它给凄惨、绝望的世界带来暖意,它给丧失了生之意志的人一种无形的力。它不多想,不思虑,不计算。与此相对,另一极则显得可疑、混浊、阴暗,它似乎一意证明自身,哪怕大震还在持续、世界正在毁灭,也不愿改其恶浊本性和本质。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那个光棍,无意间救了主人,知其家底,便伙同一乞丐威逼主人,命其交出家财。退让、隐忍至无可忍让之际,主人将光棍引入窑洞深处,暗暗打开了机关。读到这里,已经不再觉得大震有多可怕了,人性之恶远甚于大震;读到这里,亦觉善恶角力中,良善的人性终归更具优势,占居上风(《本地的事·关门山》)。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还有不少,比如假扮念经人的乞丐(《本地的事·乞丐》),比如混在难民群里的土匪(《本地的事·自救队》),等等。还有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名叫尕虎的年轻犯人,以偷牛罪名被判入狱5年,大震时乘乱跑出去,气吼吼地救出诬陷他的雇主夫妇,强拉到知县那里,以证自己清白。知县见此情状,大感意外,亦“大起快慰”,像看什么稀罕物那样看着这个年轻人(《本地的事·尕虎》)。感觉快意的何止是知县,作为读者的我们,亦觉大痛快。

小说还写到了一种令人不敢想象的人性景象:一些秘密,一些家丑,被震了出来。年轻的养蜂人刨挖了三天,抢救亲人,呈现于眼前的景象,则是妻与父像两口子那样同睡一炕,被打砸得不成样子了。儿子背对两具尸身,哭泣着,可这哭“没有声音”(《本地的事·养蜂人》)。想来此种丑事不少,将它写出来也需要一种艺术上的勇气,而且,还要写得不让人生厌、反感。或许,还需一种道德上的宽容。本节末尾,作家作为叙述者,直接出面,代死者向冷峻的苍天求得宽恕。

小说以“本地的事”“远处的事”“后来的事”结构成一个整体,这会令人不由想到,凡属人的事都应相互关联。然而,实际上,小说更多呈现的是一个个被打压在黄土下面的求生者,凭着最末的一点气力,努力救出自己。大难落在了头上,这就是人的命运;于孤独无助中又反抗这命运,正是生命的本质。废窑中的一对新婚夫妇,一边吃着糊墙纸——那是用面糊贴上的,一边轮换着掏挖,直到力气用尽,相拥而死(《后来的事·废窑》),即为感人一例。何止人的生命;便是动物,亦何尝不如是:几只被压在窑洞里的羊,吃自身的毛,或吃同伴身上的毛,竟然由冬天活到了春天,它们终于见到了阳光,“忍耐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直着眼睛死去了(《后来的事·柳叶哨》)。这些深藏在黑暗地底、超乎想象的细节,因着作家深度体验,被呈现了出来。

阿尔贝·加缪说过:天灾不由人;于灾难中死去成千上万的人,在漫长的历史以及想象中,无非一缕轻烟而已(《鼠疫》)。那么,《地动》的艺术及其意义,正在于记住这些逝去的生命。于文本描述的世界里,我们分明听见了那个随时现身的叙述者的叹息声,借用石舒清此前短篇小说《十里店》叙述者的话:可惜了大难中这无量数的生命。

(编辑:王嘉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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